「我就是一個走不一樣路的人。」看33年前的邱復生如何以《悲情城市》帶領台灣電影走上國際

那是發生在1947年台灣的一段晦暗、壓抑、不可言說的歷史，受難的人摀著傷口，沒人敢觸碰，直到1989年，一部「悲情城市」面對了這道傷口，以基隆林家一個家族的際遇，映襯整個時代的苦難。34年後的2023年，人們進電影院觀看4K修復後的版本，那些恐懼、無奈、張惶與荒謬，依舊如子彈般透過銀幕襲來。

這部電影成就了台灣電影黃金時期，而是很多人在成就這部電影，其中包括出品人邱復生。回顧榮耀，邱復生說，「悲情城市」是他製作人生涯的第一個高峰，讓他相信「做電影，也是可以做事情」。

與二二八事件同歲的文藝青年

「二二八事件」發生五個月後，邱復生出生。今年75歲的他特地選在前孫立人將軍官邸改建的餐廳，在近似於「悲情城市」場景的日式建築氣氛中，回顧那一段電影故事。

如今大眾知道的邱復生是電視大亨，曾經執台灣錄影帶市場牛耳，創立年代集團、擔任TVBS董事長；他更是電影大亨，向國際行銷台灣電影，投資拍攝「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及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和「活著」等。

這麼多事情的源頭，是邱復生從年輕就喜歡看藝術片，用現在的話說，他就是文藝青年。他說：「我就是一個走不一樣路的人。」

政戰學校畢業，他拜許常惠為師學音樂；在藝術片還不流行的年代，他就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去戲院看、租片看。

後來看到義大利導演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大受震撼。邱復生也在拍廣告片，常在研究如何說故事，對這部電影卻是看三遍還看不懂，「跟我們看電影的經驗、說故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樣，電影竟可以這樣拍」。

邱復生當時還在中影做配樂，國內有些八釐米實驗電影的導演會找他幫忙，他邊做邊看邊學，發現這些藝術片跟他以前看的好萊塢電影都不一樣，更異於他較少看的國片。

那是1960年代後期，台灣新文化興起，新詩、新畫風、新的實驗電影，藝術工作者聚集在一起，有各種新鮮想法，生機勃勃。邱復生說：「大家做實驗電影就很興奮啊，大家一起弄，那是一個熱潮。我也是從這樣開始。」

影展紅毯的召喚

再後來，邱復生乾脆自己引進西片的錄影帶或電影，更嘗試去買一些從年輕就很喜歡的藝術片類型，因此常去藝術片最多的地方，如坎城、柏林或威尼斯影展。

這也是市場考量。邱復生說，只要在這三大影展得獎的片子，就代表品質，就有賣點，否則那時藝術片引進戲院，觀眾連片名都看不懂，賣座自然好不了。但即使如此，他也要買商業片，才能順便夾帶放映藝術片，不然戲院不樂意做。可是跑這些影展愈久，邱復生逐漸有個疑惑：「為什麼我們的電影好像都跟影展無緣？」在那之前，只有胡金銓憑「俠女」拿到技術獎項。

在坎城，別的影人能走紅地毯，台灣電影只在巷子裡的戲院、放映室播，是「另一種注目」或新電影介紹。邱復生總想：「為什麼我們不能進競賽片？我們什麼片子可以去世界？」

可是市場告訴他別找麻煩，因為當時在台灣，新電影跟商業電影的票房差很多，瓊瑤、豬哥亮、許不了的片能賣座，中影雖然有使命在慢慢培養新導演，又有自己的片廠、沖洗和戲院可以壓低成本，但新電影的票房就是上不來，中影都如此，民間更難冒險。大家都在做娛樂片、西片、港片。

「可是每年去坎城，就在想，哪天我們的片子也可以走紅毯。」邱復生就是有這個念頭：「來做一個這樣的片子好不好？我們撐一點吧，我們可以來競賽。」他相信，每位導演都會想去影展參加競賽片、而不只是觀摩。

邱復生的目標很單純：拍他有興趣的新電影，並且讓外國人看到台灣電影，「老是買他們的片子，為什麼我們不賣他？」因為台灣的藝術電影人口比例不到1%，所以片子一定要往國外去。

可是要出去比賽，當時電影的品質就做不到，畫面常有「雨點」，這樣去不了影展、也進不了戲院，所以首先要解決品質問題，台灣沒有光學印片，那就送到國外做。其次要同步錄音，不能配音。當時台灣只有電視台同步錄音，電影還是事後配音，嘴型對上就好，沒對上也無妨，否則各種現場雜音、失誤，會造成剪接困難，重拍會浪費成本，同步錄音的演員也難找。

電影品質與同步錄音，現在都是理所當然的事，但當時電影圈沒有這樣的環境。可是邱復生想挑戰。

侯孝賢的三部曲

邱復生做功課，研究坎城影展過去幾十年的得獎片，分析人家得獎原因，然後動手了。

「第一個就找侯孝賢，他正好提悲情三部曲。」那時剛解嚴，邱復生對侯孝賢說：「我們來拍幾部片，人家是不見不散，我們是不得獎不散，看要拼幾部，總要得獎。」

這三部曲的時代設定依故事時間線是日治到光復的「戲夢人生」，光復後的「悲情城市」，還有一部要講1949年後自大陸撤退來台，場景設定在基隆碼頭，演員希望找楊麗花、柯俊雄這樣的卡司。結果先拍了「悲情城市」。

邱復生想，好，就做這個，要同步錄音，要光學印片，要照外國片的品質去做，音樂、後製，都要國際的，連配樂都找日本做。這比侯孝賢過去六、七百萬的拍片預算要貴很多。

邱復生說：「要變成藝術，就是所有都要做到很好。」如今在業界一把手的杜篤之跟廖清松也曾說，因為「悲情城市」去東京現像所印片，讓他們去取經學習，加上後來的得獎，都更帶給他們鼓舞。

因為當年新電影走寫實主義，要自然不誇張，還原當時的氛圍，所以侯孝賢找日治時代的攝影集，到橫濱的電影資料館找到台灣總督拍的紀錄片，考據台灣人怎麼穿、戴什麼帽子、拿什麼皮箱提什麼包。

邱復生要和侯孝賢溝通國際片的規格，包括片長。考量很簡單，如果電影要在巴黎放映，要看戲院能不能在公車收班前放映兩場，如果不能，怕賠錢的戲院就不願意上映。後來「悲情城市」總長2小時27分。邱復生笑說：「侯孝賢電影是長出名的啊，這已經是能說服他做到的最短，也是外國片商能容忍的最長片長。」

一直有江湖傳言，「悲情城市」花很多錢，預算一直追加。邱復生笑說：「真的很多很多錢，那時已經閉著眼睛不敢預估，沒有辦法做預算。」邱復生也會擔心，假如沒得獎怎麼回本？後來想通了：「這樣的片子假使沒有得獎也甘願，拍一個可以留下來的片子，替台灣留一個這樣的片子。」

聰明行銷

因為買過很多外國片，知道外國製片人如何在未開拍前就推銷，所以邱復生搞起了一套當時台灣沒人玩過的行銷：「我們就跟國外的製片人一樣，還沒拍片前，就告訴別人我要拍片啦。」

開拍前一年，邱復生就借別人的攤位貼海報，連劇照都沒有，因為還不知道誰來演，「所以只有一個點可以賣，叫做侯孝賢。」就賣侯孝賢這個名字。當時他已在歐洲一些影展獲獎，已有一些名聲。

第二年再到坎城，邱復生開始對一些地區收象徵性的訂金，確保上映的檔期，這一次開始能釋出一點片段，雖然如梁朝偉等演員當時還不具國際知名度。

因為看展經驗豐富，邱復生制定攻略，五月拍完片，花四個月時間慢慢磨，送日本做後製，也有時間好好宣傳，費比西是第一個獎，之後一路拿獎無阻。邱復生有信心：「我們對於得獎比較篤定，因為我看過那個時代三大影展。」在他看來，「悲情城市」品質不輸他買進的「新天堂樂園」或後來的「英倫情人」，「整個說故事、表演都很好，我有自信。」他也認為，從各種細節來說，這是侯孝賢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觸及政治敏感神經

包括現在華人巨星梁朝偉，當時憑港劇「新紮師兄」才剛被台灣觀眾認識，邱復生就是因此看到了他，覺得這個演員很會用表情，很適合出演不說話的林文清，就向侯孝賢推薦。梁朝偉因此出演人生第一部電影，以沉默的眼看著林家在二二八事件裡的迭宕起伏。

二二八，時至今日都還是敏感話題。「那時並沒有特別去想二二八，就是說那個大時代的轉變。」邱復生舉「戲夢人生」為例，從日本人要求漢人剪辮子開始，看人們怎麼面對時代的改變，「這個電影幫助現代人進入那個時空，講一個家庭在一個時代裡面碰到一件事，每個人在不同的際遇下怎麼生存，這個家庭又怎麼樣撐下去。」

所以他認為，「悲情城市」和「戲夢人生」都是對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一個紀錄，客觀記錄時代的變動，那時的背景、當時的年輕人在做什麼在想什麼。在影片裡，我們可以看到年輕的吳念真、詹宏志、張大春和謝材俊。

重映的意義

能夠4K修復重映，過去33年裡，邱復生花了大功夫和大筆錢，以使底片保持乾燥與完好，放到連日本保存單位都說：「我們這裡最長放10年啦，倉庫不夠大。」他就挪到香港去保存。

「我希望能夠保存一點以前那種35釐米膠片的味道。」邱復生不希望影片被修到像膠片或CＤ那麼完美，或切掉很多高頻，而是留有30年前電影的感覺，所以這次只是稍微修一下，特別找原來的廖清松調光、找原本的杜篤之調出以前錄的聲音重新調過，以數位版存下來。

「我們很真實地記錄台灣的那一段歷史，趁那時還有很多人能講、李天祿還可以講。」邱復生說：「所以還能夠做出來。現在要再拍這個，味道演不出來了。」4K數位版重映票房已破千萬。

邱復生說，1989年上映的「悲情城市」，拍的是1947年的事，而到2023年，再回頭去看33年前的電影講70年前的事，這是經過數位化以後，去回顧這兩個層次，一看這個社會70年的變化，二看這30年來的台灣電影有那些改變。

邱復生欣喜發現，影壇不再是商業片主導，有各種片子，也有像李安這樣的國際級導演；當年參與錄音的如杜篤之，還有攝影師，都踏上另外一個時代。

「做成數位版之後，這個片子真的像我當年希望的一樣，能夠留下來。」邱復生說：「讓未來的年輕人都可以知道，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樣。」年輕人會說：「你看過『悲情城市』了？」

完成對藝術片的使命

「悲情城市」拿到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最佳影片獎，成為首部在世界三大影展內榮獲首獎的台灣電影，開啟台灣電影上國際的自信，還提高了台灣電影的製作標竿，而敢於觸及二二八，更是史無前例。

邱復生再做侯孝賢的「戲夢人生」，把整個布袋戲團亦宛然連同那漂漂亮亮貼著金的骨董戲台空運到坎城，租下古堡演布袋戲，因為李天祿在法國有很多學生，所以現場大轟動。「戲夢人生」獲評審團獎。

後來，邱復生對大陸導演張藝謀說：「我幫中國留下一個你們不敢拍的文化大革命電影。」「活著」獲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最佳男演員獎（葛優），之後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奪威尼斯銀獅獎，也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因為聽到杜琪峰說香港沒什麼藝術片，邱復生就幫著他弄一部「槍火」，杜琪峰自此成為有風格類型的導演。

再之後，邱復生覺得累了，夠了，不再這樣搞電影：「你有一件事想做，做完，就好了。」帶著台灣電影上國際的宏願已經達成，證明影展才是藝術電影的存在與否，而不是市場，邱復生對得起當年熱愛藝術電影的年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