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士吳玉山：成功的「中國大陸研究」才是護國神山

受到各種內外部因素影響，近年來兩岸學術交流也發生極大的變化，國內的中國大陸研究如何發展，更是備受矚目。中研院院士吳玉山對此呼籲，必須要建立堅實的中國研究，「真正的護國神山在成功的中國大陸研究」，如果做不好，「我們可能不能存在」。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近日迎來55周年所慶，15日在政大國關中心舉辦「中國研究的新局與調適學術研討會」，邀請吳玉山發表「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新時代下的『中國研究』」演說。

吳玉山指出，在台灣做中國大陸研究有明顯的今昔不同，諸如研究對象、研究者與身分、國際環境都已經不同。就當前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脫離鄧江胡時代趨勢，再度朝向毛時代前進，出現了「再毛化」。

身分與視角上，原先我們是稱為「匪情研究」，後來變成「大陸研究」、再變成「中國大陸研究」，最後是「中國研究」。他解釋，「當你這樣稱呼，就已經把自己『外化』，也會產生一些影響」。同時，台灣民眾身分認同趨勢的變化，也影響一代一代新研究者。

就國際環境也在變化，他表示，冷戰結束後，「本來我們以為是『後冷戰』，其實是兩個冷戰中間」。2018年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標誌著「冷戰2.0」開始，起初很多爭議，但「現在分明就是」。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變化。吳玉山將其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兩岸與美中之間都交惡（1950-1960年代）；第二是兩岸交惡、美中交好（1970-1980年代）；第三是兩岸與美中之間都交好（1990年代早期、馬英九第一任）；第四是兩岸交好、美中交惡（馬英九第二任）。

就這四個時期對台灣中國研究、兩岸學術交流的影響，他分析，主要有「文化與經驗的近接性」、「訊息的近接性」兩種差異，不同時期的特點，使台灣的中國研究在國際上的重要性也有所波動。

吳玉山提到，現在已經「回到原點」（兩岸與美中之間都交惡），必須反思我們文化跟經驗的近接性還存在多少？有沒有去孕育它？對於中國大陸整個深層的社會文化發展的理解有沒有辦法培養？是不是具有資訊近接性？如果用公開資料比得過美國嗎？我們有足夠堅實的中國研究嗎？這些都是關鍵問題，而別人中國研究做不好，或許是少掉很重要的一塊，但「我們做不好，可能不能存在」。

吳玉山指出，「真正的護國神山在成功的中國大陸研究」，「你有台積電，有『Chip 4』，人家可以叫你到別的地方去投資，一個企業、產業能夠持續維持優勢多久？而護國神山的意思是它使得你強壯，因而不會安全上受到這麼大的威脅。直指根源，你的安全威脅從哪裡來？你怎麼能夠不了解它？你怎麼能夠不了解『揮拳的人』？」。

吳玉山呼籲，國家應該投注比半導體更大的資源來研究中國大陸。

政大國際關係主任寇健文則提到，其他國家內部會辯論自己國家的中國研究是不是會過度依賴來自於中國大陸資源，尤其德國辯論很兇，而台灣比較沒有這個問題。但現在政府投入太少，這當然跟兩岸關係有關，除了陸委會外，其他政府部門，「我們在爭取大型計劃時的困難度是在增加的」，他坦言，包括政大申請大型的計畫都曾碰壁。

至於未來該做什麼研究？他指出，台灣中國研究的第一個利基在於，因為大陸管控變嚴，有些議題大陸不不好做、國外學者也不好做，這是台灣中國研究學者可著重的方面；再者，台灣可以做為提供資料的角色，可蒐集更多資料，尤其大陸網路新聞刪非常快，如果有大型計劃儲存起來成為資料庫，可吸引國外的中國研究學者到台灣來，增加台灣的重要性。

政大東亞所特聘教授王信賢則在圓桌論壇時表示，首先必須釐清我們做的研究是中國研究還是台灣研究？他認為，「銳實力」相關研究是台灣研究範疇，真正的中國研究還是得回到對岸那一端用怎麼樣的黨政機構，把那些東西傳遞出來。他表示，目前看到的我們投入很多資源在「下游」，必須好好把中國研究與台灣研究結合，否則一切都變成「內政研究」，一直抓「誰才是在地協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