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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體系正在改變。過去20年來，隨著快速成長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大陸）整合到全球經濟，生產力效能急遽提高，供應面均未限制成長。事實上，即便生產力下滑，全球成長仍大致維持強勁。
現在這已改變，主要經濟體的人口正快速老化，嬰兒潮世代已屆退休年齡，離開勞動力，但持續消費。勞動市場行為也已改變，許多勞工都避開無彈性、有壓力、危險且低薪的工作，勞工短缺正影響所有主要聘僱部門。此外，各國為了因應氣候相關的天候事件、新冠疫情、戰爭及地緣政治緊張等一連串震撼，正把重心從效率與相對優勢轉向韌性與安全，帶動全球供應網轉型，生產力因而繼續停滯。
所以，我們必須改變思維邏輯和政策，總經管理、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都必須遠更聚焦於供應情勢。
隨著世界過渡到新成長模式，若適當使用並廣泛部署科學和科技創新，仍能大幅提高生產力，並支持其他面向的人民福祉。
世界應密切關注這些新科技、以及能帶給全球經濟供應面的轉變。例如生成式AI創造出人們與體系的強力數位助理、並且彼此協調合作的可能性。
要完全實現這類科技需要時間，也需要大幅改變就業、技能、商業模式及組織結構，我們正處於密集探索與實驗的關鍵期。
AI能大幅提高整體經濟的生產力，若要實現，就要避免對自動化的偏見。假設AI可能取代人類的偏見是錯誤的，眾多AI技術的最佳與最自然用途，是擴增我們的能力，也就是「強力數位助手模式」。
目前的政策議程大幅偏向風險、潛在濫用、及數據隱私等，這些確實是重要的議題，但訓練、技能及取得管道等議題也需要受關注，政策議程必須確保勞工擁有所需技能，政府應在避免負面後果和推動正面結果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新成長模式的第二個重要元素，特別是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是維持相對開放的全球經濟，並且支持在治理和融資領域扮演關鍵角色的多邊機構。這不代表回歸「舊有」的戰後模型，這已不可能。各類震撼、國安憂慮、美中戰略競爭以及朝向多極化的發展，都不可能消失，但我們必須避免全面去全球化、更應該避免全面的區塊化，否則將阻礙開發中經濟體和全球成長，也不可能實現永續經濟模型的轉型。
最後，低所得國家需要幫助，在當前財政能力萎縮、利率上漲、金融情勢危險，以及跨國資本、產品、人才及構想流動分裂的環境下，成長更是難上加難。由於這些阻礙並非低所得國家造成，因此這些國家需要、也理應獲得先進與中等所得經濟體的更多幫助。
要釋出新成長模式的潛力，就需要新的經濟治理模式，我們（包括貨幣與財政決策當局、以及民間部門）應準備因應資金成本更高、廣大資產價位較低（包括股票、債券及不動產）、以及財政情勢更緊俏的世界。此外，我們應該準備因應像去年春季美國地區銀行問題等「意外」。
（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編譯簡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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