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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農曆年前，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中心主任劉名寰收到一張後備軍人的教召單，退役十年，他從沒收過教召單，這一次，他覺得「戰爭可能會發生」。
中東新變局1／以哈戰爭滿月拖累拜登選情 美中對抗將演出大逆轉？
劉名寰是位年輕的財經學者，他在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公司上月中旬舉辦的研討會上，提到個人的經驗，台下觀眾聽了傳來莞爾笑聲。這場研討會的主題是「洞悉政經情勢，布局韌性策略」，在俄烏戰爭超過一年半，以哈戰火剛點燃之際，討論的內容一點也不輕鬆。
負責規劃研討會方向的勤業眾信風險管理顧問公司副總經理田嘉雯說，過去因應風險部門談的是，營運管理如何持續（BCM，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但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運用傳統模式因應天災如地震和人禍等，已經顯得得心有餘力不足，所以勤業眾信在原部門底下，成立了「危機與韌性」（Crisis and Resilience） 服務，專門探討企業遭遇極端嚴重風險時，該如何應變。
這個主題，不論是在面對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至現在的以哈衝突，企業都適用。田嘉雯受訪時指出，過去企業應對的風險，多半只有單一變數，且變數短期內就會消失，相形單純許多；但近三年來，幾個重大事件卻存在有變數同時爆發的特性，而且時間拉長，都與安全課題有關。
這也顯示現在的風險型態，比過去複雜許多，難怪許多西方企業組織已出現「韌性長」的工作職掌。田嘉雯指出，如果運用原來模式應變，一定有顧慮不周之處，這也是為什麼要突出安全與韌性課題，作為企業重新適應環境變局能力的重要原因。
風險複雜化 企業設韌性長
對於風險情境的描繪，當天受邀出席主講「維持金融穩定所關注之風險與因應經驗分享」題目的中信金控風險長黃志中指出，傳統金融業風險中，信用風險占了銀行業的七成風險，市場風險和作業風險加起來不過三成；但是過去三年，從新冠疫情到現在，大家提到影響績效的風險，市場和作業風險比重升高。
他舉防疫險為例，便屬於一種作業風險，其根源則是疫情後，金融政策對整個行業造成了巨大影響。而近年來，國際局勢變化劇烈，董事會中也有董事會關心，公司海外的資產和存款是否需要匯回？有哪些地方比較安全些？這些都是大家關注的議題。
劉名寰則從自身經驗感覺到，「終於輪到我了」，之前在新聞畫面中看到的「教召」這件事，因為自己切身收到國防部寄來的「教召令」，覺得好像戰爭的距離有點近了；過去他不太重視地緣政治風險的變化，現在他更重視如何控管風險。
他認為，政府的經濟政策或經營環境政策而言，過去會想怎樣儘量刺激有效需求，現在則更重視供給面的安全管理問題，如科技面美國限制中國大陸的使用，就可以看出過去共享大於管制的精神，現在完全相反。
田嘉雯觀察到，有個現象很特別：外國人比台灣人更在意地緣政治，因為外國人關注面向多，如台灣供應商是否可能受到俄烏戰爭、甚至台海關係的影響。
一些奢侈品國或藥商的國外母公司，就很在意位於台灣的分、子公司，面對地緣政治變數時是否有因應方案；而日本政府則以「台灣有事」此一專門名詞，來指涉台的可能變數，要求日本在台的子公司，必須準備因應方式。
上述都屬於來自母公司的要求，在台的分、子公司不得不做安排。第二種情況是，台資企業面臨來自外國客戶的壓力，如半導體供應鏈廠商，這些外國客戶因為有一套自己集團的風險管理作法，會先辨識風險，了解地緣政治變數可能的情境。
這些客戶也知道有個重要地點在台灣，下一步就會去問位於台灣的供應商：對於地緣政治變數的可能情境，有沒有做些準備？
外國人更在乎地緣政治 先辨識風險
分析目前台灣的企業，自發性關注這類議題也投注心力研究最多的是投資公司，或如有投資單位的銀行、壽險公司，因為會處理公司資產，或向外購買投資標的，了解這些地緣政治變數的情境，其實是基於業務所需，但並非為了公司整體未來作考量。
金融業主管機關的態度則較隱晦，使用「極端情況」一詞暗示並替代地緣政治爆發戰爭，詢問排名前面的大型金控公司將會如何處理？田嘉雯覺得，這些舉動已讓大型金控已開始關注這個議題。
據了解，主管機關關注的第一類問題是：客戶權益。如果公司投資不利，如之前購買很多俄羅斯商品，俄烏開戰後，就要認列損失，且不要影響客權益，並維持公司營運穩定。這是從客戶權益而非公司安全層面著想。
第二類則聚焦在極端情況。但政府主管機關完全不會講出地緣政治或戰爭的字眼，首先會問：很嚴重的極端情況為何，其次問解方，如備援機房和第二、第三備援房機房會設在哪？是否考慮上雲端或到海外設置？
雖然被問話的人覺得奇怪，「台灣沒事，為什麼要把機房搬得那麼遠？」但顯而易見，主管機關關心的是：台灣有事的時候會怎麼樣？台海關係變數叢生，這或許也是所有人都要思考應變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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