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大師回顧／威廉森：簽ECFA 對台灣有好處

他指出，政府官員制定政策時，一定要有交易成本的概念，甚至把交易成本變成直覺的一部分，做決定時才能避免政策失敗，避免政府失靈的事件不斷重演，進而增加社會的交易成本。

兆豐金控、中華經濟研究院與本報共同舉辦的「2010大師論壇」台北場，昨天在中油總部國光廳舉行，吸引滿場的聽眾，聆聽諾貝爾經濟學大師對台灣政府與企業的建言。

昨天論壇是由台灣大學副校長湯明哲（以下簡稱湯）主持，由威廉森與前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簡稱邱）、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簡稱徐），針對「全球景氣與經濟金融治理」舉行對談。以下為精彩摘要：

邱：金融海嘯後，歐美進行金融改革，希望將衍生性金融商品與一般商業銀行的業務切割，並實施更多的規範。上個月有15名經濟學者建議設立清算中心，將衍生性金融商品從櫃台買賣交易變成集中買賣，以避免雷曼兄弟破產事件再度發生。

金融商品 充分了解特色

在雷曼兄弟事件中，因為交易的對象太多，到最後都不知道誰是交易對手。你認為交易成本可以適用在雷曼兄弟事件上嗎？

威廉森：這不是我的研究領域，但可以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解讀。設立金融工具時，一定要充分了解這些工具有何特色？如何進行管理等，一定要充分了解投資工具、市場、機制、金融機構等，而且事先就要規劃好。

我的朋友從事財務工程，我對他說，許多產品都可以設計出來，但在實際執行時卻有困難，因此金融監理很重要，在設計商品時，就要了解一旦實施時會碰到哪些問題。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早在1964年就提到，學術界對經濟學上的「市場失靈」有很多研究，但都沒有人研究「政府失靈」，事實上，政府已經失靈很多次。好的政府就是在危機發生前找出很多問題。沒有一個組織是完美，因為只有立意良善是不夠，要能夠預防不出狀況才行，因此要規範。例如歐巴馬政府在管理產業界時，容易受到產業界的影響，學界也未好好研究這個問題。

徐：台灣政府很重視民意，但政府官員應要讀你的書，因為台灣政府在運作時常常原地打轉，把整個交易成本提高。

創業精神在台灣仍然欠缺。美國許多高階官員來自民間，如前財政部長寶森（Henry Paulson）就來自高盛，現任財政部長蓋特納也是。要如何讓決策者的心中有交易成本的概念，ECFA即將簽定，未來將進入新的領域，要快速因應局勢才行。

威廉森：美國的高階政務官員來自於民間，這些人在民間有做重要決策的經驗，也熟悉相關業務。台灣的狀況則不大相同，能讓更多決策者進入政府會是好事。

落實誠信 考慮執行後果

但美國也有一些技術官僚認為，與業界的互動並不重要，這些技術官僚花30至40年時間升到副部長層級，並與業界脫節。例如有些證管會（SEC）官員從未買過股票，如何能設計股票買賣規範。

因此在制訂法規時就要注意，要讓法規切合事實，不是只有訂定法規，一定要考慮執行時可能產生的後果。

還有，誠信也很重要。我在美國司法部反托辣斯部門工作時，曾見過一些同事極為聰明，但對他們來說，反托辣斯不過是一場遊戲，他們並未考慮到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我認為這是不可原諒，因此要把誠信落實到執行面上。

徐：台灣民主化之後，政府不敢得罪各種聲音，因此政府成立委員會，找一、二十名專家學者開會，花很多時間開會，卻無法達成政策共識，政府也不願做決定，責任推給學者，對外宣稱是委員會的決定，不是政府的決策，大幅提高交易成本。

威廉森：人的能力有限，每個人的利益又不一致，不能期待做決策的人立意良善。我覺得盡量簡化是重要的原則。正如一名政治學教授所說，如果依目前的情勢發展下去，會造成「立法失靈」。我們不能期待萬能的政府，必須要求制度更透明，以誠實的心態面臨執法的可能後果。

邱：台灣在1990年代前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中，有一半以上與垂直整合有關。但1990年代以後，更多台商到大陸設廠，在大陸生產零組件後再出口到西方，等於讓大陸成為台灣的衛星工廠，兩岸進出口業務大幅提升。

兩岸簽訂ECFA後，很多人擔心台灣的出口會更依賴大陸，甚至擔心會影響到台灣的安全。請問你所說的簡約型創新與ECFA之間有無關係？

威廉森：這很難回答。有些專業的投資行為若透過市場外包出去，會產生過多的交易成本，最好是透過自己內部的階層式組織來生產。像政府不只是採購公共服務，外包許多事務出去，有時也可自己生產，像原子能就是一例，但這必須是別人都不生產之後，政府等於是最後一道防線，並成為自己的供應商。

經合協議 互惠互利為重

在透過經濟策略，達成國家發展目標時，要分析各種選項，例如，可回顧台灣過去25年的經濟發展模式，再展望未來可能的最佳模式。

從契約的角度來說，要讓兩造雙方都能獲得相當大的經濟利益才行。這不用從交易成本的觀點來思考，從一般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就可知道，互惠是最重要的原則，讓兩造雙方都能享受到利益，這就是協商的重點。

邱：ECFA簽定後，關稅降低，貨暢其流，台灣的企業可以根留台灣，加上台灣地理位置佳，智慧財產權做的也較好，到亞洲許多地方都很便利。ECFA對台灣企業是大利多。

徐：談到根留台灣，只要稅制一改，與現實一致，海外資金就會回籠。

我旗下的水泥公司，在台灣每年產能達600公噸，要建新廠時，花了三年卻連環評都過不了。

但在大陸，我的水泥廠每年產能達2,200萬公噸，現在可以用科技遙控管理，但到產能達到3,000公噸或以上時，是否還可用同樣的方式管理？

威廉森：沒錯，很多技術官僚確實是什麼都要管，忽略透明簡單的原則。

徐：由於環境變化很大，政府若不改變心態，是否很難因應？這是否是因對政府官員的誘因不足？如果事情做得好，是否讓公務人員也像民間一樣，可以拿到紅利？

威廉森：這大概不行，反而會造成負面誘因。有些美國官員，一心想退休後到民間機構任職，他們在位時就開始布局。法規制定要簡化，只要可以達成90%的目標，又不會過度干涉，就很理想了。

湯：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組織失靈，連法規都失靈，要如何降低整體的交易成本？除誠信之外，沒有其他方案嗎?

威廉森：只有持續的比較，因為每次出問題時的補救措施都不同，不可能一體適用、一成不變，同時也要一併考量到替代方案。

不論在經濟、教育或政府部門，都要有交易成本的概念，才能在事前避免犯錯。

徐：大師對台灣有何臨別贈言？

威廉森：我們不能用傳統的思維，尤其是經濟愈趨複雜，要有更多工具及方法處理，一定要有新的思維。

一旦很多人理解交易成本，在分析問題時，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思考，就能避免許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