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高經常性薪資 縮減貧富差距

行政院主計長朱澤民在立法院被問到，近年來國內貧富差距擴大，是政府的責任大還是企業的責任大，主計長立即回答政府的責任比較大。我們認同主計長勇於負責的態度，但是過去這些年所得分配不斷惡化，薪資所得者收入成長幅度低於資本所得者，再加上通膨嚴重，導致實質薪資下跌等，再再使得占絕大多數的薪資所得者的貧窮感不斷上升。政府不能只是口頭上承認這是政府的責任，卻拿不出任何真正可以解決的辦法。

首先，過去幾年雖然政府加速提高基本薪資，但是長期來看，平均薪資卻沒有明顯增加，這表示提高基本薪資的結果只是造成領取最低薪資的人數不斷增加而已。所以只調整最低薪資是不夠的，政府應該帶頭拉高公教人員薪資，並且透過租稅手段來鼓勵企業加薪，比方說，加薪部分的扣抵稅額可以用150%來計算。唯有透過加薪來讓勞動所得成長，至少要和資本所得成長率相同，這樣才能維持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分配上的公平。

其次，由於長期以來薪資成長低於所得成長的速度，因此薪資所得占GDP的比重由1981年的48.6%下降到2022年的43.0%；同時，企業的資本所得占比則由1981年的28.3%拉升到2022年的36.5%。換言之，過去30年來，企業的資本所得成長率遠遠高於薪資，而後者的收入本來就低於前者，因此造成所得分配長期惡化。

另一方面，由於國內企業愈來愈傾向資本密集產業，一方面企業的資本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機器折舊則愈來愈大，導至折舊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0.1%上升到2022年的15.7%。其結果是讓企業的收入再擴大，同時因為扣除折舊之後的國民生產淨額會變小，也就是說，折舊擴大等於是產出被高估了。

第三，除了薪資所得占比在下降，經常性薪資占總薪資的比例也在下降，由於企業降低經常性薪資的支出，改以年終獎金的方式支付，可以減少健保與退休金的給付，以撙節支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非典型就業的人數增加，造成經常性薪資的比例減少。不論是那一種原因，最終都會使得勞工退休以後的收入減少，這會形成另外一種不公平。因此，如何鼓勵企業提高經常性薪資，這是另外一個政府應該努力的目標。

第四，我們最常看到的所得分配惡化的指標，就是最高收入的20%家庭平均所得與最低收入20%家庭平均所得的比例，由1981年的4.21倍大幅擴大到去年的6.15倍。其中最低收入家庭20%總收入的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由原本的8.8%下降到只剩下6.5%；相反的，最高收入20%家庭的總收入占比則由37.0%大幅上升到去年的40.4%。也就是說，過去這些年，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成長很慢，而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加很快，導致所得分配惡化。

第五，從前年到明年的四年間，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每年平均漲幅預估達到2.3%，這是過去少見的情況。連續多年這麼高的通膨會明顯的造成實質薪資與實質購買力下降，這會讓民眾最有感。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大力拉高薪資，一方面應該要努力控制通膨，才能避免薪資被通膨吃掉。

目前我國的通膨計算並沒有把房價包括在內，而過去這些年房價上漲的速度遠遠超過CPI漲幅，如果把房價也納入CPI，那麼主計總處計算的物價指數上漲幅度將會更高，受薪民眾的實質所得會相對更低。

總而言之，雖然我國每年實質經濟成長率還維持在3%左右，但是實質薪資的成長率卻遠遠低於經濟成長率；相反的，資本報酬的成長率卻高於經濟成長率，使得薪資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這是導致所得分配惡化的最基本原因。因此政府應該努力拉高公教人員的薪資，同時設法鼓勵企業提高經常性薪資，這才是縮小國內貧富差距的最根本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