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央版囤房稅 開創稅改新猷

蔡政府宣布推動「囤房稅2.0」，主要內容已經定錨，預計於立法院下個會期提出房屋稅條例修正案，最快2024年便可實施。為了增加新版囤房稅的成功機會，蔡政府選擇了將房屋稅高度「中央化」，惟這種做法背後涉及稅制改革的基本觀念、原則與中央地方財政關係的發展，值得仔細探究。

首先，房屋稅是「中央法定」地方稅，房屋稅條例係由中央制定，房屋稅收入固然歸屬地方，但地方課稅權力的多寡端視中央的政策決定。「囤房稅」自始就不是一個獨立的稅目，它只是房屋稅中一項針對多屋者加重課稅的設計，政府所課徵的其實仍然是房屋稅。社會大眾習慣以囤房稅稱之，只是因為這樣可以更清楚地表彰這次房屋稅改革的特色，惟這種約定俗成的說法，並沒有絲毫改變房屋稅係由地方課徵的地方稅本質。

囤房稅的目的是增加多屋者的持有成本，減少囤房居奇誘因，從而穩定市場供需、抑制房價飆漲。近年來，房價過高導致年輕人買不起房的「居住正義」問題，引起社會極度關注。這個問題的解決係中央政府的責任，但中央使用的政策工具，有些可以由中央完全掌控，例如房貸信用管制，有些則需要地方的配合才能發揮效果，例如社會住宅的興建補助與囤房稅課徵等。然而，經費補助地方搶著要，配合度高；加重課稅則地方多避之唯恐不及，配合度差。

囤房稅1.0，中央只是修法將非自住住家用房屋，依照戶數採差別稅率（1.5%-3.6%），但實施與否由地方自行決定，兼顧地方稅特色；囤房稅2.0，中央則是將非自住住家用房屋差別稅率提高（2%-4.8%），並強制地方一定要採行，限縮地方的自主性。很明顯地，中央係將囤房稅1.0的成效不彰，怪罪於地方政府的不配合。從而決定提出囤房稅2.0，將房屋稅進一步「中央化」。

有人說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是，中央既集權又集錢。然隨著時空變遷，這種偏頗的財政關係正在逐漸調整改善，惟歷史包袱一直是改革的沈重負擔。迄今，中央仍然控制著所有法定地方稅的制定權，地方可以自行制定的課稅權力其實甚為有限。我們當然知道財政改革涉及層面複雜，允宜謹慎漸進，但中央適時釋出更多的課稅權給地方，應是既定的基本改革方向。

「囤房稅」只是房屋稅中的部分規定，但新版囤房稅為強化其課稅效果，卻扭曲了房屋稅是地方稅本質，且讓政府間之財政關係走回中央集權的老路。

以全國總歸戶計算非自住房屋戶數，的確可以加強囤房稅效果，但已遠遠超過地方稅本來應承擔的責任。

為減少新版囤房稅的實施障礙，財政部還打算將房屋稅從每月查核審定改為按年查核審定。尤有甚者，即使已強制各地方一定得課多屋差別稅率，但卻又擔心有些縣市會消極應付（100戶以上才適用4.8%）或各縣市訂定的戶數級距及稅率差異太大，財政部還要制定一「共同參考標準」，來規範地方囤房稅的執行。

囤房稅既是地方稅，本應尊重地方執行的自主性，但又擔心地方的配合度差，造成差異過大，減損修法之實施成效，所以財政部想方設法地對地方強加些執行上的約束。然而，以目前這種改革心態與方式，並無法打開這個政策矛盾的死結。

我們認同財政部將囤房稅中央化的原則，但卻不贊成現行這種傷害地方自治的「半調子」式改革。既然囤房稅的成敗關鍵在於可否「全國一致性」的採行，那麼財政部就應大膽的將囤房稅的功能從地方房屋稅中抽離，另行創建一各地方皆須統一遵循的中央囤房稅。若此，所有的矛盾與問題隨即化解，既維護體制又達成課稅目的，何樂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