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學面臨嚴峻考驗

中國大陸經濟第2季出現諸多黯淡景況，非但未能拉抬全球經濟，本身甚至呈現改革開放以來罕見的慘澹局面，消費疲軟，進出口衰退，投資不振，房地產市場危機四伏，青年失業率創高，地方政府債台不斷攀高，勉力採取的降息、財政擴張與救援房地產措施也不見成效。各方不禁產生疑慮，大陸經歷三、四十年的快速成長後，是否將陷入低迷停滯的深淵？

當前中國經濟疲軟，消費者與生產者、內資與外資、製造業與服務業對市場走勢及未來前景都信心嚴重不足，對於政策的穩定性更是信心缺缺，因此怯於作長線與大規模投資。一個信心跌落谷底的經濟體，最大的危機是陷入通貨緊縮局面，中國近期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物價指數都在通縮的指標邊緣，泡沫經濟破滅後的一些徵兆，中共當局如果不能在路線與政策上做破釜沉舟式的調整，中國經濟有可能步上日本失落二、三十年的後塵。

問題的根源在於「習近平經濟學」是否不利於經濟成長？習近平用力重塑中國的政治秩序，已帶來國家結構的深度轉變，他將經濟領域視為必要的支持，大幅度的經濟變革，大刀闊斧進行各領域、各層次的整改，對企業的管治愈來愈嚴苛，而且揮棒打擊，給各種產業帶來重重壓力。

民營企業的壯大，固然有益於經濟成長，但也使中共當局產生經濟自由化可能削弱中共控制力的疑慮，甚至催生民主變革。中共近年出台不少政策與法規，收緊企業的經營自由，同時將稅收和社保繳納比率大幅上調，在房產及特地民企的信貸上提高融資門檻，進而規定私企要建立黨支部，加強對民企運營的監控。

中共監控民企多管並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宣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表面上的說法，這是為了讓所有制結構優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條央企、國企進入與兼併私企的途徑，好讓一些企業出讓股權。他抓經濟要像抓政治一樣，總是把資源置於可控可管的範疇內，以便於「齊抓共管」。

習近平在擺布策略時，總是要讓人一葉障目，實際上每項舉措都帶有系統性的政治與經濟目的。其中以「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最光彩奪目，贏得廣大支持；「有序發展」同樣擲地有聲，成管治民企的緊箍咒。

在約束民企的自主性之外，習近平也將減少對外的依賴性列為經濟政策的重點，以免仰人鼻息，被人卡脖子。美中貿易戰和科技禁運刺激了他更強的決心，確信必須在經濟上走上自力更生之路政治獨立，從而將未來經濟定調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循環為輔」。他積極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創造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可自給自足的產業形態。

為了強化國際競爭力，他推出一系列促進產業智能升級的政策，旨在讓信息與工業兩個進程相融合，將產業製造和物聯網、大數據以及雲計算相整合，從而優化生產與供應，加速製造業與服務業的轉型。然而，所謂「第三產業」不是政策支持的重點，在他看來，這些產業造成了勞動力內耗以及市場投機性，無助於整體國力增強。他認為創造第三產業的消費，不如創造製造業的供給來得重要，所以要讓勞動力更多地進入實體工廠。然而，服務業對就業的重大貢獻也被抹殺了。有人認為，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就應該是一個工農社會，並以公有制為特色，其它冗餘產業必須嚴格管束。這正是「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精髓。

「習近平經濟學」的一大特點是著重政治性思維，比如習近平強調要讓國企變強變大，這不僅是要穩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安全，也是中國應對各種經濟衝擊的維穩基石。問題是，如果經濟路線和政策滲入太多政治考量，必然挫損民間與外資企業的投資信心，妨礙企業的常態營運與資源取得，從而壓抑經濟的活力與創新動能。這正是「習近平經濟學」面臨的最嚴峻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