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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否研製下一代戰機（ADF）一直是外界討論焦點。專家分析，台灣當年因具備研製IDF經國號戰機能力，因此成功獲得F-16戰機；若有能力研發ADF，在國際反中局勢推波助瀾，也才有希望取得F-35戰機。
台灣在經國號戰機之後，睽違30年才誕生另一架國機國造成果「勇鷹號」新式高教機，負責整機設計的漢翔公司總經理馬萬鈞強調，國防自主只要開始了就不能停，「該是研發下一代戰機的時候了」。
空軍對此回應，國軍各項武器裝備，均依敵情威脅與軍種實需進行規劃，籌建適切裝備。
「是否研製ADF（新一代先進防禦型戰機計畫，Advanced Defense Fighter）是籌碼問題」，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中將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舉例，美方當年願軍售台灣F-16（blk20）戰機，起源於台灣有能力國機國造IDF戰機，事後因美方願軍售150架F-16，台灣將原本計劃打造300架數的IDF減少至約150架。
「台灣若開始研製ADF，就可能藉此獲得F-35戰機。」但張延廷分析，台灣目前仍不具備匿蹤、相位陣列雷達等第5代戰機基礎，囿於基礎條件不足，研製經費恐相當高昂、且成效有效；他建議台灣可與美國政府商談，透過與洛克希德馬丁等軍火公司的「按比例共同設計」方式研製下一代戰機，台灣也能藉此獲得寶貴經驗與資源。
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蘇紫雲指出，國造及外購武器選擇，須掌握「價值大於價格」的核心判斷，才能有穩定的國防自主政策；以下一代戰機而言，具有滿足未來國防、整合多領域高科技、經濟加乘效果的意義，且IDF終將面臨屆壽，必須要有後繼機型。
蘇紫雲表示，台灣若研發ADF，受惠各國5代戰機成熟設計，在相關構型設定可省下許多經驗成本，加上新世代電腦在立體工程構圖、模擬風洞的運用，透過「數位化原型」（digital prototype）都可省下大量的模具、研發成本。
同時，ADF的開發除了具備成為IDF後繼機的意義外，也有助加速取得F-35戰機，如同國造IDF的成功加速了F-16獲得；雄風二型反艦飛彈的研發加速取得魚叉反艦飛彈，這都是有助排除盟國軍售障礙，並兼顧國造核心技術、獲得成熟產品良性循環案例。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接受中央社訪問認為，研發一架戰機的時間軸可能長達10年，但屆時他國可能已從第5代戰機進步到5.5代戰機，因此台灣研製方向須超過第5代戰機的水平，且說不定還要考慮與無人戰機相互搭配的技術問題。
揭仲也以現實角度觀察說，美國當年與他國共同研製F-35戰機原因，在於研發經費高昂、連美方也吃不消；加上目前北約各國、韓國及日本都已經或將擁有F-35戰機，未來10年恐怕沒有下一代戰機需求，若採共同研發策略恐有困難。
揭仲建議，台灣應設法加入美方的戰機供應鏈團隊，並從次系統開始打造，進一步升級至主系統，從中學習相關經驗才是務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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