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去風險的挑戰

過去幾年西方國家及台灣都將經濟安全及「去風險」作為政策主軸，其中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成為各國重中之重。然而全球供應鏈錯綜複雜的結構，背後有其經濟上的邏輯及合理性，近期國際研究就顯示，要用人為的方式調整並不容易，至少是漫長的過程。時間一長變數就多，如何管理變數是政府及企業都需要嚴肅面對的問題。

按OECD剛釋出到2020年的「附加價值貿易」（TiVA）統計推估，至2020年為止，中國大陸仍是全球製造業的單一強國，占全球製造業比重達35%，次之的美國為12%、日本6%，印度與南韓分別占3%，包括台灣在內，法國、義大利、加拿大、英國各有2%的占比。

中國大陸在2000年後開始脫離加工出口區的結構，其出口最終產品成長幅度顯著提高，並為其帶來了貿易紅利，該時期中國大陸在2002年成為世貿組織會員，外資大量進入，帶動當地技術與可在地供給半成品與原物料的發展。再者中國大陸主力出口的製造業也有變化，1995年技術層次較低的紡織成衣是主要出口產業，2020年電子業已是出口主力，對此台灣電子五哥應該功不可沒。由於中國大陸享有高度的製造能量，2020前美國依賴中國大陸產品的情形，三倍於中國大陸對美依賴程度。

不過這份分析的OECD資料時期只到2020年，2018年川普主導的美中關稅戰雖然開打，但2021年以後拜登政府才高調提出近岸回流及友岸外包，試圖降低對中依賴與去風險化，至今各界不免疑惑美國與世界最大製造強國的依賴關係是否降低？依美國貿易數據，進口自中國大陸的比重從2017年22%高峰降至2022年17%，尤其是機器設備、鞋類紡織與電話機組等都明顯減少，取而帶之的雙邊貿易為從越南進口的紡織成衣、從墨西哥進口的汽車零組件、玻璃、鐵、鋼等產品。

從直接貿易的數字來看，美國確有在降低對中國大陸依賴，但是可能只是局部現象，因為同時間越南及墨西哥自中國大陸進口的比例也在升高，且中國大陸在這兩個地方的投資活動也明顯增加。

這個現象也發生在泰國及柬埔塞，美國進口自這兩國的成長幅度，恰與中國大陸出口到這兩國的成長曲線極為類似，這「共生共伴」的一進一出現象，一般認為可能是原本由中國大陸直接出口至美國的產品，藉著「繞道」第三國再出口。這個改道策略，可能是中國企業回應拜登友岸外包訴求，將產線移至第三地落腳的展現；或者也有規避中國大陸直接出口美國會面臨反傾銷、301條款關稅的問題，乃在第三地微幅加工改變原產地後再轉銷美國，這雖然有法律上爭議，也是2023年拜登政府宣布對中國矽晶太陽能產品經東協四國出口，將採反規避措施的緣起。不論如何，美國減少自中國大陸進口幅度，實際上可能不如表面數字。

不過友岸外包的發展，確實反映在跨國投資流向上。被美國視為「友岸」的墨西哥、日本與加拿大，其2022年外來投資比重明顯高於2012-2016年的平均外資占比。其次，全球資金流動也有「地緣政治化」的取向，IMF調查顯示，在2010年大概只有37%跨國資金流通，會流向地緣政治立場接近的盟國間，不過在2021年已升高有50%之多。

美國想要打掉重練歷經數十年演變的全球製造業版圖，其過程如預期是困難、緩慢與需付出代價，而且還不確定是否有成效，例如美中直接貿易藉由繞道第三國成為間接關係，大概就不符拜登原訂目標。去風險化思維在主要國家政策與跨國企業經營策略上，近年來有往下扎根但並非不可動搖。再加上拜登與川普大選結果難以預料，政經秩序是否會再次翻新而影響全球製造業分布，只能停看聽。然而全球疫情後的「以備萬一」的企業思維躍然紙上，全球製造業版圖只會朝向分散化與區域化發展，「區域製造」的布局，應是台灣製造業最妥適的面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