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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今(12)日在臉書粉絲專頁上指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Claudia Goldin獲得,以表彰Goldin揭開勞動市場性別差異(gender differences)關鍵的驅動因素之神秘面紗,增進各界對女性勞動市場結果的理解之貢獻。
央行表示,Goldin不僅成為繼2009年的Elinor Ostrom及2019年的Esther Duflo後,第三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更是首次獨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可獨享高達1,1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其實,過往諾貝爾獎的獎金為1,000萬瑞典克朗,但諾貝爾基金會於今年9月中表示,由於基金會財務狀況良好、理財有成,本年諾貝爾獎的獎金將提高100萬瑞典克朗至1,100萬瑞典克朗。
本年得主的研究領域聚焦於女性在勞動市場的表現,許多數據都指出,女性在全球勞動市場的代表性嚴重不足,且當女性投入勞動市場時,其所得往往不及男性,何以勞動市場存在巨大性別差距(gender gap),一直是各界熱衷探討的議題,但卻始終缺乏令人信服的說法。透過分析美國逾200年來的數據,Goldin得以說明所得與就業率的性別差異,如何及為何隨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
Goldin指出,美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在過去200多年來並未呈上升趨勢,而是呈U形曲線。19世紀初,由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但隨20世紀初服務業的發展,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再次上升。Goldin將其歸因為結構性變化及對於女性家庭責任的社會規範不斷演變之結果。
20世紀,女性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在多數高所得國家,女性教育程度甚至高於男性。Goldin表明,避孕藥的取得為女性職涯規畫提供全新機會,並在加速前述革命性變化中扮演要角。不過,儘管20世紀實現現代化、經濟成長及女性就業率不斷上升,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兩性的所得差距幾未縮小。
就歷史而言,所得方面的性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因於教育與職業選擇的差異;惟Goldin表明,現在這種所得差異大部分出現於相同職業的兩性之間,且主要發生於第一個小孩出生後。若一個人有小孩或是其他家庭責任,即便他(她)可能有工作,亦須在家待命。在家待命的人將被迫選擇更有彈性、對工作要求更低的職位;因此,薪資往往較低。女性通常是在家待命的人,性別不均的另一面是夫妻不均。
透過分析逾200年來的數據,Goldin的研究結果表明,薪資不均與其說是對女性的歧視,不如說是反映工作彈性,以及平衡事業與家庭的高昂成本。2018年12月IMF的《金融暨發展》(Finance & Development)期刊曾以時光旅人(time traveler)形容Goldin,盛讚其為探討女性經濟角色之先驅,不僅啟發新一代女性經濟學家,亦將性別經濟學(gender economics)推向主流。不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公布的當天,Goldin在哈佛大學召開的記者會上謙虛地表示,她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收到200封來自學生的祝賀電郵。
央行指出,Goldin不曾來台訪問,但台灣經濟學界對Goldin一點兒也不陌生。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表示,Goldin的研究係勞動經濟學的經典之作,他自己在台大經濟系所開設的勞動經濟學課程中,便將其納入教材。此外,林明仁指出,2012~2013年他在MIT訪問期間,曾慕名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學期Goldin的課,他回憶當年在校園內最令學生印象深刻的是,Goldin與其夫婿Lawrence F. Katz(他也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養了一隻黃金獵犬,Goldin上課時會帶著這隻黃金獵犬坐在教室裡一同上課,她向學生們說:狗狗很乖,不用擔心。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其實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屬於諾貝爾(Alfred Nobel)遺囑中所提到的五大領域(物理、化學、生醫、文學及和平);1968年,瑞典央行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經濟學獎,因此該獎項的正式名稱為瑞典央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於1969年首次頒發,其評選機構為瑞典皇家科學院。相較於前述5大領域的獎金是來自諾貝爾基金會,經濟學獎的獎金則由瑞典央行全額撥付給諾貝爾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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