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日韓 加速數位轉型

日本與南韓與台灣都擁有厚實的資通訊業發展基礎，也同樣面臨少子化、產業獲益能力下降等問題，近年陸續推出「DX推進方針」、「韓國數位戰略」等政策推動數位轉型。根據日本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南韓中小企業聯合會（KBIZ）等相關研究單位調查指出，目前日韓兩國的企業皆已開始產生轉型效益。

日本2018年公布「2025數位懸崖」評估報告後，開始積極推動「智慧社會5.0」等政策，以克服勞動力老化、數位工具不敷使用等問題。目前最核心的計畫是「DX推進方針」，提供日本國內企業數位轉型所需的自我檢核機制、轉型指引、輔導資源、補助經費等資源。

日本企業在數位轉型上，著重於透過數位解決方案提升顧客體驗，加強服務競爭力。例如，近年愈來愈多拉麵店在店門外導入自販機系統，乍看之下是為節約人事成本，但實則多少含有數位轉型示範場域的意味。然而，考慮到機台本身導入及維護等成本，事實上自販機系統對於節省開支的效益極為有限，店家導入系統的動機是為將排隊人潮區隔在店門外，提升內用環境品質，並減少內外場人員掉單、找零出錯、感染疾病等風險。

南韓以往資通訊產業政策傾向提升大型電子品牌的競爭力，直到2020年疫情爆發，政府陸續推出兩期「數位新政」，是近年南韓數位轉型的濫觴。2022年進一步推出「韓國數位戰略」，透過擴大科研投資、提供數位人才教育訓練資源、建立大數據庫等方式，協助南韓國內業者發展具競爭力的數位解決方案，並將其推廣至海內外中小企業。

由於南韓企業導入數位解決方案的資本相對較低，且數位轉型的績效成長效益仍不明確，投資人多半不願冒險擴大投入資源，現階段數位轉型仍以提升營運效率為主。舉例而言，近年製造業者與服務業者較傾向導入ERP系統、雲端解決方案等成本較低的數位解決方案，降低發生檔案管理不佳、會計流程不明等問題發生的機率。另一方面，這類系統通常也不涉及大規模的組織結構與文化的變動，是最容易達到的數位轉型里程碑。

日韓兩國資通訊產業發展側重面向、國內市場規模、數位轉型痛點等軟硬體條件皆有所不同，其數位轉型政策在設計與實踐上也有所差異。日韓兩國的數位轉型作法以及目前面臨到的困境，台灣現在或未來也可能會碰上。綜合參考兩國數位轉型作法，我國可借鏡以下三點發展經驗：

一、除提升營運績效與改善生產流程外，亦須加速探索商業模式創新。目前日本與南韓的數位轉型方向集中在數位轉型三階段論中的「提升營運績效」與「改善生產流程」，尚未走向「商模再造」。根據資策會MIC調查報告，我國企業與日韓情況相似，多數都已具備一定的數位化基礎，許多業者透過數位化改善自身的營運績效與生產流程；但完全數位轉型者仍是鳳毛麟角，未來產官學界仍應加速探索新商業模式，為下一階段的商業競爭提前布局。

二、同時培養供需兩端市場，形成正向循環。日本與南韓的數位轉型政策，前者著重需求端的市場，即中小企業如何導入國內外大企業開發的數位解決方案，解決自身痛點；後者著重供給端的市場，即新創企業或大企業如何開發符合中小企業需求的數位解決方案。台灣可兼採兩國做法，一方面推動中小企業導入數位解決方案，一方面鼓勵資通訊業者針對台灣市場需求開發相關數位解決方案，使供需兩端相輔相成，建立正向循環。

三、重視轉型後「質」的具體效益，而不只是「量」的導入績效。對企業而言，數位轉型終極目標是提升具體績效，而非導入數位工具本身。如同日本拉麵店的案例，台灣推動數位轉型時，首先要著手分析數位工具可以帶來的效益，例如提升顧客體驗或改善生產流程，而非僅是為數位化而數位化，導入對提升績效無益的數位解決方案，虛擲資源。

日本與南韓近年陸續推動的數位轉型政策，目前已發揮初步效益，並針對該國國內企業發展的痛點更新相關政策作為。我國在產業結構及內部社會發展情勢等條件上與日韓相似，透過進行橫向比較，台灣在企業布局、政策設計，以及效益評估等方面皆有可向日韓借鏡之處。隨著雙軸轉型、AI浪潮到來，產官學研界宜審時度勢，持續觀察各國技術、應用，以及政策最新發展動態，把握轉型契機，並及早在國際市場中尋找自身定位。

（作者是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