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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總統宣布要普發現金1萬元,「AI紅利,全民共享」。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大任表示,對高所得者而言,1萬元影響有限,但對月薪僅3萬元左右的低所得家庭來說,相當於多出約三分之一月薪,因此普發現金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所得移轉與財富重分配效果,在當前經濟成長呈現K型分化下,對弱勢家庭的實質感受尤其明顯。
吳大任指出,近一、兩年台灣經濟成長主要由AI相關電子業帶動,企業營收、獲利及相關從業人員所得大幅增加,但服務業、傳統產業表現相對疲弱,許多勞工未必明顯受惠於這波經濟成長。加上物價持續上漲、外食費居高不下,對所得偏低家庭而言,生活支出壓力仍相當明顯。
因此,他認為,若政府因AI產業帶動企業獲利與個人所得增加,進而取得更多稅收,再將部分公共資源透過普發現金移轉回民間,確實可視為一種「AI紅利共享」方式,也不失為合理政策。
不過,吳大任強調,普發現金額度仍應適度,1萬元大致可視為合理水準,若金額過高,恐排擠公共建設及其他重要施政支出。政府資源有限,除了直接移轉給民眾,也必須保留足夠財政空間投入電力、交通及其他公共建設,否則長期仍可能影響整體經濟發展。
至於普發現金未來是否適合常態化,吳大任認為可以討論,但必須搭配更完整制度設計。例如可考慮加入排富條款,避免資源平均分配後弱化政策效果;也可針對經濟弱勢家庭提高補貼力度,包括增加房租補貼或其他生活支援,讓有限財政資源更集中於實際需要的族群。
吳大任表示,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之一仍是產業發展K型化,AI及電子業直接受惠者相對有限,但服務業吸納約700萬名就業人口,遠高於AI相關電子業約百萬人的規模。換言之,即使整體經濟成長率亮眼,真正直接分享到AI紅利的仍只是部分族群。
他認為,政府除了透過普發現金等移轉性支付進行所得重分配,也應進一步思考,如何把AI產業帶來的額外稅收,投入目前表現較弱的服務業與傳統產業,協助創造新的需求與成長機會。以觀光為例,台灣長期存在出境旅遊人次遠高於入境旅客的問題,國旅與旅宿業經營壓力仍大,若只靠一次性現金補貼,難以解決產業本身的結構性困境。
吳大任強調,普發現金可以是財富重分配的一種工具,但不應成為唯一工具。若未來考慮制度化、常態化,更重要的是同時搭配排富、弱勢加碼及產業扶植等措施,才能讓AI紅利不只停留在一次性現金發放,而是真正擴散到更多家庭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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