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最後一個離世，遺體和遺產怎麼辦？一位女公務員親眼見聞：你相信國家會幫你好好處理？

編按：作者初入職場時，曾短暫待過殯葬業、賣過線上遊戲寶物、做過房地產廣告文案和翻譯機中文編輯，但都待不久。求職不順的她努力考上了公務員，原本在區公所處理文化行政業務，突然被調到社會課，負責老人福利櫃檯業務。

有一天她被交辦處理一項「點交獨居老人遺產」的工作，讓她心中生起莫名恐懼，且冒出許多執行流程的疑問，「如果第一線的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做，那麼，一般人應該更難清楚國家是怎麼處理獨居老人的遺體和遺產？」她建議大家獨居安老該有的準備。

作者表示，65歲算是人生的一個大考，之前所有累積的事物，無論是關係、負債、病痛，都會成為在轉職成「老人」這個身分時，無以迴避的重量。

作者： 李夏苹

說真話與習慣反思，讓我在公部門成為長官眼中的麻煩人物。我在發文呼籲大家保留僅存的八卦窯磚窯廠，以及人口普查的業務上，站在與長官相反的立場，雖然不能證明因果關係，但我最終被調離了文化行政職務，來到了完全陌生的領域──社會課老人福利櫃檯。

登出文化行政，踏上老人福利新大陸

初來乍到社會課的我，帶著對自身能力的強烈懷疑與省思，對社會行政業務全然無知，遇到什麼都感到好奇、拼命吸收學習。彷彿大航海時代，人類學家初次踏上新大陸，對我來說一切都是新奇的，都需要去了解、消化、探究背後的原因。

在社會課我從對陌生業務的戰戰兢兢，幾經歷練之後，逐漸成為了一個全心投入這份工作的人。不僅是工作上的效率、能力提升，也獲得來自於服務的民眾、同事、長官的肯定和回饋。三年下來，這份成長極為顯著，從工作能力到靈魂都獲得大幅度的提升。

社會課的老人福利櫃檯，是個觀察社會百態的蹲點。剛滿六十五歲，拿著市政府寄送的生日賀卡來辦三節禮金和敬老卡的老人；帶著忐忑的心情來低聲詢問社會救助的老人；有走失的記錄或可能性，而被帶來申請「預防走失愛的鍊」的老人；沒有家人同住、生活無法自理的獨居老人……自幼習慣以文字記錄所見所思的我，常在與情況特殊的老人接觸後的當日，以電腦的記事本程式，寫下我們之間的對話或接觸時令我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些田野記錄，慢慢累積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立體，從單薄無感情的表格文字，變成一個個鮮明寫實的生命紀實。

六十五歲算是人生的一個大考，之前所有累積的事物，無論是關係、財富、負債、健康、病痛，都會成為在轉職成「老人」這個身分之時，無以迴避的重量。

我承辦的業務中有許多項目，是在救助掉在貧窮線以下的老人；他們的人生岌岌可危，需要政府的救濟金之外，常伴隨著病痛、失能、居無定所、欠債、被子女拋棄等人生課題。

而我有幸，在這些生命隕落之前，成為接住他們最後一張網子的一條絲線，在他們行過人生的死蔭幽谷時，提供或多或少的幫助。

有別於機械化的服務，我和協辦們有了共識，致力於在第一線展開服務的量能，即使他們被兒女遺棄、被社會邊緣化，但至少遇到我們，願意發自內心真誠地招呼他們，傾聽他們真實的需求，竭盡所能地幫忙。當然，在結構和法規的雙重限制下，常有力不從心的喟嘆，只是，在每一次的失望或徒勞之中，我們學習教訓，尋找突破點，讓一切的努力，至少留下了一個教訓。

無人能保證離世之時不是一個人

在看到終點線前，你無法確保當自己面臨死亡時，是獨自一人，還是其他的情況。即使是有伴侶、有兒女的人，也難保不會是家人中最後一個離世的人。若你離開人世的時候，身邊沒有人可以幫你處理遺體和遺產，全然交給國家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你能確保國家會好好地幫你處理嗎？

身為國家代理人的公務員，在死亡行政新手村的觀察，我只能坦白地告訴你，我真的……很難相信。

比起在一些更為極權或貪腐嚴重的國家，人民對政府採取不信任的態度，遇到事情只能靠自己；臺灣人民在發生社會重大事件時，在檢討、譴責制度的時候，常會把某些復原的希望，寄望於政府部門，尤其是社會局之上。例如二〇二三年九月發生了一起震驚社會的案件，高雄某棟大樓有個男子，持刀殺害了住在樓上，育有兩名幼童的三十幾歲的夫妻，社會大眾在震驚之餘，新聞報導的最後，總是會說：「關於兩名幼童的心理輔導，社會局將派專家和社工持續追蹤、關心。」

我在閱讀魏明毅《受苦的倒影》得到的資訊，以及幾次去社會局開會的印象，這些所謂的「社會局的陪伴和關心」，其實也反映了第一線社工的無力感。

試問，如果你是社工，要如何去引導兩個幼童走出陰影，有多少時間可以建立陌生陪伴？陪伴的頻率又是如何？如果他們小小的心靈就此認為，因為自己「不乖」，吵到樓下的阿伯，造成父母被殺害。這麼巨大的陰影，又豈是一個小小的社工足以化解的？

這個社會把最脆弱的一塊寄託在基層公務員身上？

社會常把期待放在第一線人員的身上，認為「政府既然設立了這些局處，就有能力在人民需要的時候提供協助」。但所謂的第一線人員，真有這個能力去處理和消化所有的災厄嗎？

美國學者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發現，位於官僚體制最底層的小員工，才是影響民主法治的關鍵人物，包含老師、警察、社工、書記官、社會行政人員等，這些人負責執行法律與政策，需要與民眾發生大量的互動，利普斯基把這類人稱為Street-level Bureaucrat，臺灣翻譯成「基層官僚」。美國政治學者扎卡（Bernardo Zacka）更是在基層公務機關進行了八個月的田野後，提出了尖銳的質問：「基層公務員是不是一種『有毒』職業？為何他們大多數的人，都呈現出一種病態的道德傾向？」（參見：壽司坦丁Sociostanding，《基層公務員有「病」：公家機關如何侵蝕道德能力？》）

如我們這般職位、薪水都偏低的「基層官僚」，卻是直接影響那些能接觸到的民眾可否度過生命難關的重要角色。我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想用自身的行動影響周圍的人，把我善於在體制內發現不尋常之處的特質，發揮正面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藉由我的文章有些許的影響力，試著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傳達給社會大眾，讓這些每天在社會課櫃檯掙扎的邊緣角色，遭受不利處境的人們，有機會獲得更多的關心和力量。

本文摘自網路與書出版的《如果孤獨死將是大多數人的未來》

作者：李夏苹

披著公務員外皮的詩人，盡可能保持與兩者的安全距離。逃回母星前只能把自己寄放在地球，生了三個小孩。非必要不看影片不聽音樂。成大中文九四級，研究所跑去台北讀社會學。一度想在專長欄位填吸引力法則和發票中獎。人生目前的高峰是認識五十名以上的百歲人瑞。若你認識友善房東或你本身是，請跟我聯繫：solarpath820@gmail.com。著有詩集《鹿就是這樣變成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