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園區赴美 蠶食取代鯨吞？

台美關稅談判進入關鍵階段，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表示，我方建議美方協助規劃與建設屬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美國聚落，一種近似「類科學園區」模式。她強調，這並非單純招商，而是政府與政府合作，美方需在基礎設施、法規、簽證制度上做出制度化承諾，台灣則以企業自主投資、政府金融信保支援作為配套。此舉引發爭議：這究竟是台灣在尋求合作下的護盾，還是走向美國以蠶食取代鯨吞的陷阱？

正面來看，這項構想為台灣提供重要的談判籌碼。美國目前對台灣產品課徵平均約二成關稅，加上232條款等措施，使我產業長期背負不對等成本。若能將聚落納入對價，以群體投資換取減稅，對企業直接有利。再者，透過供應鏈「集體落地」方式，能避免廠商孤軍作戰，並維持話語權。此外，政府主導G2G合作可把地方風險轉化為聯邦政府責任，要求美國在水電、法規與簽證上提供承諾，減少我方企業的孤立無援。從此角度出發，台灣並非被迫讓步，而是在不對稱談判中尋找一種較佳的防禦姿態。

但另一面卻潛藏巨大風險。美國的產業政策慣常將稅務與補助綁定在「在地化比例」與「產能占比」上，若台灣缺乏紅線規範，這將驅動供應鏈逐步外移。供應鏈的移動往往有其順序：起初可能是附加價值較低、政治上較能接受的部門先行；接著是材料與設備服務供應商被要求共址；再來則是設計服務、先進封裝，最後觸及製程本身。一步步的累積，使美國逐漸掌握完整的鏈條。這種「慢性轉移」未必在短期內顯現，但長期卻足以侵蝕台灣的戰略核心。

更嚴峻的是，一旦營業秘密或人才逐步外移，便幾乎沒有回頭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存在於流程細節、工藝配方與設計know-how，而非單純的設備或圖紙。若關鍵工程師長期駐點於美國，若研發與學研合作在美落地，知識便會被當地吸收與再創新。即使未來台灣想要收回優勢，也可能因專利鎖定、技術沉澱與專業社群轉移而難以回頭。日本半導體業上世紀的慘痛教訓猶歷歷在目。當核心技術逐步外溢，市場地位就隨之瓦解；台灣若無制度性防護，這樣的歷史教訓恐再度上演。

問題在於如何設計制度保障，讓合作不至於變成不可逆的掏空。未來情境大致可分三種。最佳情境是台美形成「雙中樞」，美國補強成熟製程與系統整合，台灣則守住先進製程與研發設計，雙方相互依存，彼此需要；中間情境則是美國逐步吸收供應鏈部分高毛利環節，台灣雖仍握有先進製程，但產業優勢被鈍化；最糟情境則是降稅與補助完全綁定產能比例，供應鏈順序外移後，美國取得完整自主鏈，台灣的戰略地位逐步喪失，最終淪為附庸。

因此，在談判中我方代表必須堅持明確劃下紅線：先進製程與核心研發基地必須留在本土；知識產權的法律管轄必須鎖在台灣或中立地；降稅承諾需建立回溯條款，一旦美方撤回，投資必須可調整並獲補償；在地化比例與時程要設合理上限；人才赴美需確保一定比例回流，防止僅單向外溢。這些都是確保「護盾」不變形為「陷阱」的必要條件。

平心而論，美國推動在地化的戰略，不可能因台灣的善意而改變，美國要的是真正的自主掌握。但我們也不必悲觀，只要堅持紅線，把合作變成對等契約，仍能維持自身核心，同時換取減稅與市場安全。否則，一旦營業秘密外移、人才無法回頭，供應鏈依序轉移，台灣優勢將不可避免地被蠶食，最終終將走向被鯨吞的命運。

台美半導體聚落談判的實質，是一場角色抉擇：台灣選擇護盾或陷阱，關鍵在於談判桌上能否堅守原則。這不僅關乎半導體產業的存亡，更攸關台灣經濟與國家安全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