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所欲目標與政策手段須一致

稅收超徵普發現金的議題喧鬧，一方面掩蓋了許多更值得探討的經濟議題，另一方面也凸顯了許多人民對生活條件不滿的現象。理論上如果經濟成長的果實真能由全民分享，則近幾年亮眼的經濟成長數字不應導致這麼大的被剝奪感，甚至反映在大選的懸殊結果上。究其原因，若非經濟目標失誤，就是執行過程失當。

多年來，經濟成長是最受關注的經濟良窳指標，相對地，所得分配問題向來受到輕忽。然而分配問題惡化正是此刻台灣經濟最明顯的表徵之一。三年疫情下來，產業表現的M型化也帶動了勞動薪資的M型化，有人可連年領數十個月的年終獎金，多數人卻殷盼領到政府普發的現金。一年半來的通貨膨脹更是對中低所得階層的重擊，實質薪資的降低代表的是「實際被剝奪」而非僅「剝奪感」。

與實質薪資相同，經濟成長率也是一個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的經濟變數，因此經濟成長若真由全民共享，則實質薪資的成長率應該接近經濟成長率才對。但實際情形不僅大相逕庭，還方向相反，也無怪乎民主選舉會真切反映多數人民心中的怨懟。

蔡總統在第一任之初即揭示政府的經濟目標是「創新、就業、分配」─希望透過產業的創新帶動優質就業，進而達到經濟成果全民共享的良好分配，這個目標很好，也具邏輯性，只是幾年下來，經濟成果不錯，全民共享則可能不獲認同。經濟目標既無疑義，需關心的就是執行過程。

近年台灣經濟成長的最大動能是受惠於台商回台投資潮。投資潮的好處除了提升經濟成長率，便是希望能藉此提供更多高薪優質的工作機會，帶動整體薪資的成長，甚至後者才是主要目的，畢竟投資或出口都只是手段，好的就業與薪資才是有感的經濟目標。就結果來看，台灣的確增加許多高薪就業；然而薪資提升難免衝擊低薪產業，特別是低薪現象最為明顯的內需服務業，飯店業高喊缺工卻又無法（不願）支付較高薪資正是顯例。其實，當開始期待投資潮帶動高薪就業以解決普遍低薪的陳年困局時，政府就應考慮到這些可能的後續效應。如果遇到低薪產業，就只能妥協式地提供協助，無論是增加開放移工或雨露均霑式的紓困，而非引導產業轉型創利或安寧退場，當然可以想見產業M型化、薪資M型化的經濟表徵永難改變，低薪困局與民怨也難以根除。

稅收超徵普發現金招致的批評有兩點最值得關注。一是經濟成果由全民共享絕非透過普發現金方式來達成，而是應透過良好的產業創利與薪資提升來成就，這是基本的經濟原理。二是普發現金會使有限資源無法用在最高投資報酬率的用途上，這也是財政基本原理。綜合這兩點，雖然普發現金可得到一時快感，卻可能犧牲了未來更甜美的果實。

若參考國外經驗，日本為了普遍提升薪資，讓願意支付高薪的企業得以享受減稅等優惠，荷蘭促進企業界創新來創利，政府資源只挹注給具有創新元素與相關努力的企業。這告訴我們當資源有限時，若一視同仁地花掉，通常不會帶來任何刺激進步的誘因，也就不會有未來更大更美的果實。

政府若真正重視「創新、就業、分配」的目標，就應認真檢視手邊有限的資源與政策工具是否朝此目標邁進，但實情可能是與目標扞格的成分居多。值此選後政府大力檢討之際，我們希望政府能看到根本性的問題，而非只提供人民暫時的「止痛劑」。「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是政治領袖的胸懷，但民之所欲甚多也難辨，需有睿智與勇氣摒除那些見樹不見林、見短不見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