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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穩增長」政策不容低估

去年下半年後,中國大陸基於「共同富裕」為主架構的新發展理念,持續加大對各產業的監管面向,引發國際投資人對中國大陸政策風險衝擊經濟的擔憂。(路透)
去年下半年後,中國大陸基於「共同富裕」為主架構的新發展理念,持續加大對各產業的監管面向,引發國際投資人對中國大陸政策風險衝擊經濟的擔憂。(路透)

本文共1462字

經濟日報 社論

去年下半年後,中國大陸基於「共同富裕」為主架構的新發展理念,持續加大對各產業的監管面向,引發國際投資人對中國大陸政策風險衝擊經濟的擔憂,再加上其出口表現雖優異,但經濟動能下行速度卻超過市場預期,使各界對今年中國大陸經濟表現看法轉趨保守。12月16日Bloomberg市場共識預測將2022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由9月底的5.6%下修至5.2%;同月,OECD亦由9月的5.9%,大幅調降至5.1%。

具體地說,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後,由於中國大陸政府採取較強硬的防疫手段,使境內疫情快速受控,生產動能也迅速回升。與此同時,全球受到一波波變種病毒入侵,在防疫產品需求提升及國際供應短缺的情況下,2020~2021年中國大陸出口表現持續創新高。因此,縱然2020年全球主要國家經濟出現衰退,中國大陸仍能成長2.3%,也使各界高度期待其2021年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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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2021年中國大陸在出口表現依舊亮眼下,北京當局僅稍稍收緊貨幣與財政政策,即讓經濟表現大大不如市場預期。這種出口強勢、整體經濟表現卻低迷的情況,乃是2000年以來少見。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北京政府雷厲風行的新監管措施,一度重挫各個產業,造成金融市場恐慌,也對投資及經濟發展帶來不確定性;二是疫情拖累景氣的正循環。由於疫情持續起伏,加以中國大陸政府強勢的清零政策,對投資、消費甚至生產面帶來不確定性,使自發性成長動能不足;三是中國大陸經濟結構的轉變。自2000年以來,中國大陸出口對其經濟表現有最直接的影響,出口表現優異帶動投資增長,進而拉升就業與薪資,最後推升消費成長。但經濟大國終究無法長期依靠出口擴張帶動經濟成長,故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地將經濟結構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導向的發展模式。

隨著中國大陸人均所得提高及產業轉型,出口占GDP比重逐漸下滑,由2006年的近四成降至2020年的18.5%,也讓過去出口好,中國大陸經濟就好的相關性逐漸降低,其成長關鍵轉向能否促進投資及擴大消費以帶動內需為主。

再者,國際主要機構及投資人對2021年中國大陸經濟表現產生預期落差,還在於輕忽身為計畫經濟體的中國大陸,每年經濟表現不僅與國內外景氣榮枯有關,亦取決於前一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論。該會議在遵循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長期(如「共同富裕」)、中期(如歷次的五年計畫)目標基礎上,對經濟進行短期調控。所以,若要預測今年中國大陸經濟表現,亦應先了解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概要。

在這次會議中,中共中央明確表示當前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種下行壓力,以及「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而且,為因應經濟下行壓力,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皆較去年3月兩會工作報告所述更為寬鬆,如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不變,但從「靈活精準、合理適度」調整為「靈活適度」;對財政政策則要求「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在在顯示了今年中國大陸經濟在改革與穩增長比重的消長。同時,本次會議還首次提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協調聯動,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亦顯示北京當局未來或將在財政與貨幣政策上加強穩增長的力道,尤其縮小城鄉基礎建設差距,亦是「共同富裕」目標中很重要的項目之一。

要言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論向來與隔年兩會工作報告內容相差無幾,可預期今年中國大陸政府不會放任經濟下行,隨時都可能基於「穩增長」考量而推出反景氣循環的措施。因此,目前主要機構及市場甚不看好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預測,可能重蹈去年未掌握中共政策內涵,而產生錯估其經濟表現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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