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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的認同與記憶 台灣能接棒香港紀念六四嗎?

本文共2113字

中央社 中央社

港味六四專題四

(中央社記者沈朋達台北4日電)香港維園再無燭光下,台灣能否接棒成為紀念「六四」的重鎮受關注。但台灣的身分認同已轉向,又不同於香港對「六四」有共同記憶,缺乏與在地連結的論述,恐難讓議題生根。

去年底,香港大學拆除校園悼念六四死難者的作品「恥辱柱」後,民間團體「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發起募款,希望能在台灣重建。即便他們已選用作品原名,而非在香港廣為人知的稱呼「國殤之柱」,依然引來輿論抨擊,質疑是哪個「國」?台灣為何要紀念中國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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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風波凸顯出台灣歷經20多年的本土化後,在紀念「六四」上無法迴避的身分認同問題,也進一步影響議題能否在台灣生根。

●身分認同轉向後 六四難生根

不同於香港知名的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台灣過去沒有大型的「六四」紀念活動。2009年前,主要由「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血援會)舉辦紀念,但在社會環境變化下,「血脈相連」不再是主流,活動規模不大。

近年自由廣場「六四」晚會的前身,是2010年在國立台灣大學校內舉辦的紀念活動。當年就讀哲學系三年級的凃京威和幾名香港、澳門學生一起主辦,之後也參與籌辦多屆自由廣場的晚會。

凃京威接受中央社採訪時說,身分認同的分歧,也存在於當年的主辦團隊。一派學生主張關注中國民主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另一派學生則主張以「六四」凸顯中國的人權問題,批評當時政府的兩岸政策。

後來,前者逐漸淡出「六四」晚會。凃京威觀察到,「平反六四」的口號越來越少出現在活動中,參與者認為「我不認同中國共產黨,也不受你統治,為什麼需要你平反?」

身分認同分歧也出現在社會質疑中。曾參與籌辦晚會的NGO工作者梁偉源(化名)受訪時說,2016年其中一個主辦單位「台灣人權促進會」就曾被質疑,作為立足台灣的人權團體,為何不優先關注台灣議題?

之後幾年,活動的論述轉向普世的人權價值,主張台灣作為獨立實體,應關注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並聲援在囚的中國維權律師和李明哲。「反送中」爆發後,又增添了「抵抗極權擴張」。

這讓活動的色彩繽紛:有人要「抗中保台」,也有人關心中國民主化;有人主張台灣獨立,也有人高喊「香港加油」。

「所以『六四』是個爭執的場域,不是悼念,每個團體都在爭取主要論述」,梁偉源說。

晚會的主辦單位沒有正式統計歷年參加人數。但據多名曾參與主辦的成員表示,參加人數很受時事影響,少則百人;遇上香港「傘運」、「反送中」的一兩年,人數會暴增至3000人。

這除了反映晚會的「抗中」基調,也顯示這項紀念活動沒有大而穩固的社會基礎。

凃京威說,紀念活動常常面對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如果關心的是普世的人權問題,為什麼是紀念「六四」,而不是泰國、緬甸等國家的民主運動?

「六四就好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油」,凃京威說。他比較了室友藍士博舉辦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共生音樂節」,指「六四」在台灣社會沒有認同和情感的基礎,很難生根。

●台港歷史差異大 缺乏六四的共同記憶

香港近年也因為年輕人身分認同的轉變,出現了紀念「六四」與否的世代差異。但有趣的是,曾經抗拒紀念的本土派青年,移居台灣後卻年年參加活動。

「雨傘運動」後的2015年,香港多所大學學生會因不認同維園晚會主辦單位「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理念,陸續退出。當時在香港讀大學的Stella對此相當理解,她說:「當時就覺得中國不可能民主化了,但我是香港人,不是應該先爭取香港的民主嗎?」

不過2020年移居台灣後,她卻年年參加紀念活動。Stella依然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她說:「紀念六四,是讓我感覺自己還在香港,也提醒我是香港人。」

香港社會對「六四」的情結,不僅於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使命。當年150萬人大遊行、全社會動員支持天安門學運,也是許多港人的政治啟蒙;延續30年的維園晚會,則宣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仍保有的自由空間和特殊地位。

「這些共同的歷史記憶,成為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一環」,專研民族主義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說。而近10年間,香港紀念「六四」的意義也出現轉化,論述逐漸與本地抗爭結合,他認為,這也是北京和港府禁絕紀念「六四」的原因。

因此,像Stella這樣的海外港人紀念「六四」,可能不是寄望中國民主化,而是離散港人藉紀念「六四」這樣熟悉且獨特的儀式,來凝聚和強化群體認同。

「台灣就不存在這樣的情感和記憶基礎」,吳叡人說,1990年代的快速本土化,讓社會形成以台灣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凃京威也認為,在台灣民主化的敘事中,「六四」被視為他者。

因此吳叡人認為,台港的歷史經驗差異大,「六四」在台灣的重要性並非不證自明的,加上兩岸之間各種複雜難解的情感,不能單方面批評台灣人不關心「六四」。

他認為,若有心讓台灣社會關注這個議題,就不能只是複製香港模式。每年行禮如儀地開記者會宣傳,作用不大。必須找到和台灣民主傳統及歷史記憶結合的論述,並透過扎實的傳遞,說服社會,才可能在一段時間後看到效果。

但吳叡人也坦言,這難度相當高。

台灣的政治環境固然可年年舉辦「六四」晚會而不受阻礙,但在迥異的身分認同和歷史記憶下,若缺乏連結在地的論述,未必能接棒香港,讓「六四」議題在這塊土地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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