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猩猩到地球的守護者 91歲珍古德堅守初心與使命 相信「每個選擇都能改變世界」

儘管經歷過一些黑暗的日子，但是珍古德（Jane Goodall）始終保有堅定不移的希望。就在美國總統拜登親自頒發自由勳章前一個月，她接受了 Tatler 的專訪，分享了教育如何影響她的人生使命，以及她為何相信年輕世代仍有能力拯救地球。

一邊猜想著我們的受訪者可能在哪裡。當等待了接近兩個小時後，我們收到通知，這場採訪需要延遲，原因是「要看看那隻鳥是否會飛。」一般來說，遇到這種狀況我們可能會要求改日再訪；但這次，我們情願多等上幾個小時――畢竟，並不是每天都有機會能夠和珍古德博士本人說上話。如果她正在等待一隻康復的黑鳶的飛翔與放生，那我們當然願意耐心等候。

全球知名的動物行為學家珍．古德這次之所以造訪香港，是珍古德協會（Jane Goodall Institue，簡稱JGI）所安排的全球定期訪問的行程中一部分。她一年有超過300天都在旅行，傳遞針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的迫切性等訊息。

雖然在疫情期間一度限制了她的行動，但那段期間她仍然每天花上數個小時使用Zoom進行遠距交流。如今，她已經全面重啟巡迴全球的行程，即便她91歲的生日即將到來，仍然無法阻止她的腳步。

在過去數十年來，珍．古德一直致力為地球和動物福利而奮鬥，並一再提出警告「如果我們繼續以現有的方式運作下去，我們終將走向毀滅」，以及不斷提醒「我們需要採取不同的行動方針，並且認知到在這個自然資源有限且人口不斷增加的地球上，無法實現無限的經濟發展」，但是她仍然相信人類能夠扭轉氣候危機。

她這樣的希望來自於誰？年輕人，特別是那些加入珍古德協會「根與芽」計畫的青年們，儘管他們正在面對大眾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漠視。珍．古德認為，舊世代的人需要負起集體責任――「我們這些舊世代的人是否損及了年輕人的未來？是的，確實如此――事實上，從工業革命以來，我們就在掠奪他們的未來。」但是她拒絕接受無法改變這些既存傷害的消極想法。她說：「地球上每一個人每天都會帶來影響，而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產生的影響力是什麼。」

我們詢問，一個人可以做什麼來開始對地球環境產生更積極的影響？她回答：「每天去思考一下自己造成的環境足跡。這需要一些教育與學習，因為許多人並未獲得正確的資訊。可能有人會想：『嗯，如果我在刷牙時關掉水龍頭、多撿一片垃圾，那又如何？』的確，如果只有你一個人這麼做，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但要知道，全球各地的環境意識正在增強，數百萬人一起關掉水龍頭、撿起塑膠垃圾，這種累積的力量將會帶來巨大的改變。」

珍古德所要傳達的理念聽起來或許不算特別的新穎，但要知道，她自童年時期就肩負起保護自然界的使命，並且有意識的挑戰人類是地球上最重要生物的觀點。儘管如此，這也不意味著她對於人類的命運毫不關心。當問及資本主義是否為地球諸多問題的根源時，她用一種嚴肅的態度和目光回覆：「金錢是必要的，因為人們需要生存。」但她補充道：「我們必須要找到一個平衡，這意味著我們得降低那些非永續的生活標準――我知道我們可以做到，因為我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所有的物資都受到管控和配給，但我們依然活得很好。我是說，是的，我們生活在恐懼之中，但我們依然能夠充足的生存下去。」

珍古德數十年來在全球傳授的理念和她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1934年出生於倫敦的她對於二戰期間的動盪仍記憶猶新。「當時德國轟炸了英國，我們失去了家人，」她回憶道：「因此，我們憎恨說德語的聲音，對這種語言充滿了恐懼。」

但直到有天母親將她送到德國，並為友人的孩子擔綱英語家教，她的觀點才有所改變。「我母親的朋友們感到震驚，」她回憶：「他們對我母親說：『你怎麼能讓女兒去那個可怕、邪惡的國家。』而我母親回答：『我希望珍能夠明白，希特勒和納粹並不代表所有的德國人民』。」

珍古德的母親，小說家Margaret（Vanne）Myfanwe Joseph教授給這位科學家的許多理念產生了關鍵性的作用。她為年幼的珍創造了一個環境，幫助她「明白作為一個人最重要的事情」，為她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早在10歲時，珍就夢想著去非洲與野生動物一起生活，並且寫書紀錄下來。這個夢想當時看來遙不可及――她的家庭並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這樣的理想，而且社會也不看好這樣的想法。珍．古德仍然清楚的記得有一位叔叔說：「她沒有足夠的毅力」去追隨自己的夢想。畢竟，「她只是一個女孩，而女孩不會做這種事。」

珍古德並沒有打算讓這種話語打擊她的決心。「我母親一直支持我。她告訴我：『珍，如果你真的想要這樣的生活，你必須非常努力，並且把握每一個機會。如果你不放棄，你一定會找到辦法！』」

「直到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我母親有多麼的與眾不同！」

因此，珍古德從不讓現實阻擋她追求自己想要的未來――1957年，23歲的她找到了前往非洲的辦法。她的友人擁有一座位於肯亞的農場，她可以住在那裡。於是，她搭船前往開普敦，「那時有些飛機，但它們很貴、而且不多，所以我們選擇搭船。」經過一個月的海上航行，她抵達了開普敦，但她一抵達就很想離開。她對種族隔離制度感到相當震驚：「我注意到公園裡座椅的背面、酒店和餐廳的門上，用荷蘭語寫著"Slegs Blankes"，」她回憶：「我問，那是什麼意思？它的意思是，『僅限白人』。而我並不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

她的成長方式，最終為她帶來了巨大的成功與讚譽，也使她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黑猩猩專家。她是第一位目睹黑猩猩使用工具的人，並透過發表這樣的發現，凸顯了黑猩猩與人類間的相似性，她更進一步將對於黑猩猩的關注拓展成一項社會運動，使得她很快的就成為當時的年輕人――特別是女性的榜樣。然而至今，女性仍然是科學領域當中的弱勢。

儘管珍古德當時成就非凡，但她對於任何把她的故事過於簡化或者過度渲染的報導深感厭惡。

她回憶，在她發表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報告後，《國家地理雜誌》曾與她接洽，希望拍攝她作為封面故事、並贊助她的探險――這創造了她在1963年的那張經典封面故事照片，也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

「這在當時引起了許多男性科學家對我的嫉妒，他們說我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成就，是因為我有一雙適合做封面拍攝的美腿。其實，我只想待在非洲、回到黑猩猩那裡，所以如果我的腿能夠幫助我，那就謝謝它們！而且它們確實是美腿，這是無法否認的。」

「但我並非身處於一個男性所主導的領域，因為這樣的領域根本不存在。作為女性，實際上某些情況還幫了我的忙，」她說：「當我在1960年抵達坦尚尼亞，和我母親一同進行另外一場探險時，該國正在積極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並即將成功獨立。可以理解的是，當時許多坦尚尼亞男性對於歐洲白人男性帶有敵意。但對我們，一個年輕女孩和她的母親呢？他們反而願意協助我們，且真的很關心我們。」

從抵達坦尚尼亞之後，珍古德就從未離開過公共視野；對於任何擁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而言，似乎很難控制大眾對她的敘述，尤其是媒體迅速將你捧紅、奉為偶像時――但我們又怎能不這麼做呢？她最近獲得的榮耀是在2025年一月接受美國總統拜登頒發的自由勳章。但對於珍古德而言，她已然找到一些方式面對自己被視為偶像所帶來的壓力。

「老實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超出了我的理解，」她說：「我無法在任何一座機場不遇到至少有兩個人跑來要求跟我合照，他們還常常對著我落淚。當這種『偶像』地位開始時，我感到震驚。我是個害羞的人。我曾經試著戴上墨鏡，把頭髮放下來……但似乎沒什麼效果。」

「但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真的想改變世界，並讓人們明白他們需要做些什麼，我最好能利用這個名氣。所以現在，我得應對兩個珍。這個在跟你交談的我，還有那個偶像。我必須非常非常努力，才能跟得上那個偶像。」

但，她確實跟得上那位偶像。而如果我們想真正改變地球的未來，我們也必須跟得上。

如何贊助支持珍古德協會？

珍古德協會（Jane Goodall Institute）由珍古德在1977年創立，是一個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專注於促進野生動物研究、教育和保護的相關行動。自2002年在香港成立以來，香港珍古德協會（JGIHK）一直致力於在這座城市擴大珍古德的影響和熱情，在台北也有珍古德實驗教育機構。

珍古德協會的核心信念是，每個人――無論年齡大小――都能夠推動積極的變革。香港珍古德協會透過充滿活力的活動，例如「小小珍古德SDGs學院（Little Jane SDGs Academy）」、「綠領培訓計畫（Green Collar Training）」，分別讓5至12歲的兒童和12至18歲的青少年參與，培育必要的環境知識，激發他們社區參與、環境管理和社會責任意識。「綠色育兒支持計畫（Green Parenting Support Scheme）」透過自然體驗，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而「綠色長者實習計畫（Green Elder Internship Program）」邀請55歲以上的長者發揮專業知識與技能，參與教育活動，並且探索二度就業的機會。

珍．古德想傳遞的訊息很明確：儘管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我們的星球，但年輕一代更有可能採取有意義的行動。正如她所說，「年輕人不僅是未來，他們更是現在。」這種信念體現在珍古德協會的「根與芽」計畫，此計畫將來自將近100個地方的數千名年輕人聯繫在一起，這些年輕人渴望更美好的世界，並且採取實際行動，透過參與社區服務等工作發揮影響力。這些由學生主導的行動，例如災難救援募款、推廣公平貿易產品、關懷街友，以及專注在垃圾減量、推動有機農業和淨灘活動（有趣的是，香港珍古德協會所舉辦的淨灘活動遠多過於香港其他任何組織），在在證明了其存在價值。透過這些活動，年輕一代的學生培養自我的認知和使命感，並對人類、其他動物以及環境產生正面影響。

This story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by Salomé Grouard and Karly Cox and published on February 3, 2025.

Salomé Grouard 與 Karly Cox於 2025 年2月3日發表本文，請按此瀏覽英文版本。

※本文由《Tatler Taiwan》授權刊載，未經同意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