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棄統計師金飯碗變身文字工作者 作家平路因為寫作成為更好的自己

太平洋的浪拍打在岸邊，雲壓得很低，不是很明朗的天氣。作家平路衣裾翻飛，迎著晚風散步，海岸綿長，一望無際的海，是她落腳萬里寫作的理由。

海水不管出去多遠，總在漲潮時回頭，就像平路不管在哪裡、不管寫什麼，總會回到台灣：「如果我是一艘船，一直往前開航，但心理上從沒離開過台灣這個海域，無論任何時候，我的參考座標就是我們的島。我的小說、評論，關注點一直是台灣。」

寂寞的孩子在文字中看到世界

平路本名路平，是小說家、專欄作家，關心面向擴及社會、文化、性別、政治、人權等議題。她的「台灣三部曲」第三部《夢魂之地》榮獲2024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年度大獎，這是她在國家文藝獎、金鼎獎、吳三連獎、聯合報小說獎、時報散文獎、時報劇本獎、台灣文學獎等眾多獎項後再次錦上添花。

平路畢業於台大心理系，赴美進入愛荷華大學教育統計系，再轉數學系，最後取得數理統計碩士。所以她說：「我寫作的開始跟國內作家相比是非常晚的。」畢竟最初她是統計師，在美國公司穩穩地往上升階。

但文學這件事，很早就進入她的人生。父親路君約是師大心理系教授，平路是獨生女，卻始終感覺到父母對她的冷淡，寂寞的孩子沒有手足，只有書。平路說：「小時候很寂寞，最愉快的時候就是有一本書，書裡的故事總讓我著迷，那是陪伴自己唯一的方式。」

翻譯童書《閣樓上的燈光》描述小孩看到閣樓上有光，向著光而去，那裡有一些舊書，小孩打開書，就像進入另一個世界。平路說：「對我來講，那始終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一扇扇可以出去的門。」

異鄉的遊子在寫作中得到救贖

但平路說：「我不是所謂的文青。對於寫作，確實沒有這樣的機會和自我期許。」家裡只要她好好工作，就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年代裡，父母對孩子最典型的期望。

身為「亞裔、女性」這樣的少數族群，又有統計的專業，平路在美國公司如魚得水，對統計也是駕輕就熟。可就在與數字相處的每一天裡，有些東西蠢蠢欲動，在她懷孕在家養胎的半年裡，她想寫。

平路回憶，那時會利用休息時間打開抽屜寫幾個字，「對美國人來講，那真的是方塊字，他們不理解。我也不能讓同事知道，因為太怪異了，所以真的是在抽屜裡寫。」

每天要花45分鐘搭火車通勤，平路也在車上寫。因為上班有工作，下班有家事，有時也只能熬夜寫，她說：「很困難，我的寫作一開始也不被家人祝福。」父母、先生都不贊成。

「可是我要抒發。」平路真的有話想說。那時英文愈來愈好，中文卻忘了不少，除了寫家信外很少用中文，在作夢都夢到說英文時，她心驚了；上班時，在公司盥洗室的鏡子裡看到自己的臉，好似和出國前不太一樣了，那是因為說英文和說中文的臉部肌肉調動不一樣。

平路自問：「往日最寶貴的記憶呢？過去、形貌、語言，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情，本都該是一起的，可是我正在脫離自己的生命經驗。」她要寫，一邊查中文字典也要寫。

書寫的另一動機，還有一股對青春時的「愧疚」。

平路在台大時參加大學新聞社，那個年代，社團夥伴們關注黨外運動，對於台灣改革有許多理想，可是她一畢業就走了，開始工作的那一兩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朋友們各有遭遇。

「心裡很歉疚，朋友和我過去曾經那麼關心的事，明明正在台灣島內發生，可是我卻缺席了，心裡有一種空虛。」平路說：「我好像逃離了應該在的地方，跟朋友的距離也拉開了。」

就是那時期，平路寫了第一篇短篇小說《玉米田之死》，寫的就是那段時間的心情，然後寄回台灣，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首獎。

平路說，從大新社時期寫作，也多半是意見發表，根本沒想過會寫小說，小說是另外一種的思維，但不管是評論或小說，「到今天，如果我有一個核心議題的話，一直是台灣。」

平路透過《玉米田之死》說了心裡想說的話。而同一時間，她在公司還是能輕鬆地升遷，享有好的待遇和福利，她疑惑：「我多麼希望我可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

終於，平路自請從全職改為兼職，向公司表明無意於職場的前程，之後寫評論被《中國時報》看到，聘任為特派員，她直接辭去統計師工作，自此正式投入文字的世界。

以文字為橋梁 變身媒體人

平路22歲到美國， 前十年是統計師，後十年是媒體人。

平路回溯歷程：「很多時候我們是透過文字預言，在我做選擇的時候，已經預知了我的未來。」她在《c》寫主人翁死在玉米田裡，敘述這件事的就是一名駐外記者。

平路喜歡駐外記者這個工作，又在華盛頓DC，可以認識一些當代思潮、當代人物，同時她也有更多時間花在喜歡的文字上。幾年後，乾脆回台定居。

「既然台灣是日思夜想的地方，那就回來吧。」平路說，這一切非常符合《玉米田之死》裡的故事，「那個未來一片茫然、還在好好做統計師的我，絕對想不到小說裡預言的是我的未來。」

兜兜轉轉，統計師變成小說家、記者，後來還擔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七年。那時香港剛回歸中國，各方面變化急遽，平路很想藉香港為槓桿，讓更多人喜歡台灣。

平路說：「我一直相信文化是個非常好的加法，可以把各種善意加在一起，也只有透過文化才能讓外人真正理解、並且從心裡喜歡台灣。」任內辦過四屆台灣月活動，至今仍影響深遠。

台灣是永遠的主題

多年來，平路發表社會評論，只要看到改變的可能，就秉筆為文，但她逐漸相信，台灣的問題需要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的展望未來，這中間的改變就是文學。

平路指出，文學看似沒直說什麼，但只要讀者拿起一篇文章、翻開一頁書，不知不覺在翻頁間就會得到某一種啟悟，原先覺得陌生、不可能去碰觸、不想知道、甚至滿含敵意的人、事或政策，在讀文字的時候，也許跟某一點產生了不同的連結，突然有一些原先卡住的、打不開的、或充滿誤解的，就不一樣了。

平路說：「到現在我更相信文字的力量，它是一個緩慢改變的過程，不用急著要推翻或轉變什麼。」

也是懷抱著對台灣的愛，平路創作「台灣三部曲」，以10多年之功，寫成《東方之東》、《婆娑之島》和今年的《夢魂之地》。

平路希望打破大眾對於三部曲的刻板印象，不是編年體、也不是講一個家族或幾個家族的故事，她要這三部曲之間隱隱相連，這連線又要有趣，每一本的趣味就在於轉折點出乎意料，且每一本書都是兩股線繞在一起的故事。

《東方之東》一股故事線是台商夫妻間的糾葛和依戀，另一股是順治皇帝和鄭芝龍之間，也就是海島跟大陸塊間的牽引。

《婆娑之島》的一個故事是瑞典人和原住民女子，另一個是美國國務院官員和台灣女情報員，藉此提問為何這個島嶼總是陷入夾縫中。

最新的《夢魂之地》，一股線是宮廟的故事，另一股是「太子」，包括三太子、鄭成功和蔣經國。人們盼望著三太子的庇蔭，但平路提問，需要祭改的，難道不是這個島嶼的宿命？

三部曲《夢魂之地》如台灣的史詩，而平路說：「連結的部份都是創傷。不是神力，是創傷讓我們更加的相連，這是三部曲各自的主旨。」

寫作是一種修行

對平路而言，寫作是一種修行，當她坐於萬里的公寓裡，迎著落地窗引進的海景，俯首創作時，也並不容易，「文字，尤其是小說，對我來講非常的難。」

因為小說極難，相對而言，其他事就不重要了；因為極難，所以要絕對專心，心裡也放不下瑣事或煩心事。平路說：「因為有文字這麼難的一件事，我總是在解它，總是想不出更好的線索寫得更有趣、更聰明，更能讓讀者端有感應。我時時在淬鍊這件事情。」

創作的趣味，讓她即使面對半年內兩個癌症的挑戰，都可以倚靠書，手裡總是拿著好看的書，想著小說怎麼可以寫得這麼好，因此可以安度現實。

平路也藉文字處理了自己的身世問題。她在《袒露的心》書裡揭露，53歲才得知並非母親親生，而是家中女傭生的孩子，難怪平路半生都在疑惑自己好像不是父母珍視的孩子，為何母親總是對她極為嚴苛。

透過書寫，平路梳理了和母親、和家庭的關係。「我喜歡用mandala（曼陀羅寶石珠）比喻，你用文字排出心裡的模樣，代表你跟世界、跟親人的關係，擺成之後再抹掉，重新來一次。」平路說：「在一次次重來的過程中，也許會浮現出更多的理解。」

文字就這樣帶來一層層的沉澱，平路會在寫完後問自己：「真的是這樣嗎？我是不是還漏掉了什麼？是不是還誤解了什麼？」一遍遍檢視自己和母親之間，在寫作中自然而然地慢慢理解。

感謝選擇文字這條河流

「當你那麼用心地寫，全心全意，準確到彷彿可以刺出血來。」平路舉例，就像打毛線，織了又拆、拆了又織，就為了找到最準確的描述，「那麼我絕對相信，在接收的那一端，只要給我五分鐘，只要你打開來，你就放不下來。我覺得這是一個作者的職責。」

寫作不只帶來心靈幸福，平路承認，因為創作，自己變得更容易相處，有比較好的性格和品行，對自己有療癒力、也能夠包容和理解別人，「我因為寫作，變成更好的人。」

「寫作是我給自己選的路，人生不可能同時踏入兩條河流，我不知道如果那樣順勢走下去會是怎麼樣的人生。」平路說：「可是我在這一條河流裡，沒有一天後悔過、沒有一天不感謝給自己選了多美好的人生。」

因為寫作如此之美好，統計師金飯碗再閃亮，也照不進平路因寫作而光彩的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