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建國250周年／貿易政策和資本主義走到十字路口 政治風險成左右市場關鍵

美國過去250年來，建構出尊崇法治、及崇尚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與全球貿易體系。但在美中博弈與地緣政治激盪下，美國正轉向「具美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也步入碎片化的重構期。兩大體制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美國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華爾街也面臨新現實：政治風險已成為左右市場走勢的核心因素。

美國在1940年代後半期，建構起世界貿易體系這個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石。這種多邊體系的形成，源自一系列獨特的歷史機會：在兩次世界大戰及其間全球經濟大蕭條後，美國和西歐興起新的國際主義，人們逐漸意識到，長治久安以及全球乃至各國經濟的擴張，都需要一個更開放、更少歧視、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

美國領導下的世界

飽受戰火蹂躪的歐亞兩洲，二戰結束後可說滿目瘡痍，美國乘勢在國際上竄升至前所未有的地位。1946年時，美國約占全球製造業產能的一半、國內生產毛額（GDP）約占40%。這個獨特的歷史時刻也促成了一項全新的成就：在美國領導下，各類國際組織與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致力於促進經濟等各方面的合作。

1948年時，美國與其戰時盟友透過《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建立起多邊貿易體系，該協定是當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各方都期望加強國際經濟合作、降低貿易壁壘、擴大貿易往來。這些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都一一實現，使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同蒙其利。

這套戰後貿易體系的形成並非偶然，而是美國發揮領導作用的產物。在1940年代末期，美國仰仗一連串獨特的機運而引領世界，世界貿易體系經歷八輪主要的貿易自由化和規則制定談判，最終促成WTO於1995年成立。

一直到20世紀末，這套體系都運作得非常順暢。自上世紀初以來，全球貿易量增加45倍便是明證。進入21世紀，這套體系卻逐漸失去動力，合作成效也遠不及形成之初。不只中國大陸的貿易做法飽受批評，現今美國當局推行的貿易政策也早已與以往大相逕庭，恢復自二戰前夕便未曾再實施過的高關稅水準。

時代背景不斷變化，質疑既有體系合情合理，已行之有年的世界貿易體系，目前看來沒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替代選項，因而持續主導國際貿易。 若輕言放棄這些傳統，意味著貿易體系未來可能建立於強權、而非規則之上，使世界將陷入無止盡的動盪。

此外，資本主義也為美國帶來科技進步、生活水準提升和巨大的財富，但美國近年來開始轉向「具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機構、專家和菁英的不信任日益加深；政治更趨向極端兩極化；「市場自由度」與「國家監管力」之間的平衡也嚴重缺乏共識。

美國本身面臨的挑戰

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整體的經濟大餅成長緩慢。經通膨調整後，美國一般家庭的年收入成長率不到1%。 2025年，美國全職男性勞工階級的周薪中位數為1,325美元，經通膨調整後，其實與1979年相去不遠。

然而，大學畢業生相對於高中畢業生的收入溢價，這50年來從30%擴大到55%；最富裕1%家庭所擁有的財富比率，也從1989年的22.8%到2024年升至30.8%。這也是美國經濟大餅分配更加不均的原因之一。

對富人更積極徵稅、發放全民基本所得，都是能更廣泛分享經濟果實的方法，但要加快生產力成長速度並為子孫後代創造更多機會，更需要加強投入培育基礎知識與人民技能。

美國民眾近年對貿易和全球化深感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認為全球貿易帶來的機會遠大於威脅，一方面卻也擔憂這對美國勞工帶來壓力，讓精準掌握選民心理的美國總統川普得以重返白宮。

政府過度干預的經濟體系勢必脆弱不堪，但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同樣不穩定，無法為人民帶來繁榮。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促進公平競爭、兼顧安全與成長、以及避免裙帶資本主義等原則，有助政府在監管方面取得平衡。

美國政治風險左右市場走勢

川普許多「反傳統」與「非常規」的行動，包括推行保護主義、擴大行政權、攻擊聯準會（Fed）等作為，不僅家具美國社會的兩極化、弱化美國的法治形象，也不斷引發金融市場動盪，例如川普在去年4月2日宣布的「解放日」關稅、攻擊伊朗所致的荷莫茲海峽航運實質停擺、聯邦政府入股民間企業，都引發市場大盤與個股股價的劇烈波動。

現在華爾街也不得不承認，政治風險已成為左右市場的核心要素。風險在於，美國可能陷入危險循環：民粹浪潮、社會兩極化、以及政治風險彼此強化，推升社會動盪風險，在美國今年11月將舉行國會期中選舉之際，增添暴力事件增加的威脅。

這可能難以提振市場信心，儘管企業獲利與人工智慧（AI）發展的前景已激勵股市迭創新高，但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政治風險也將撼動金融市場，尤其若未來的美國總統也主張相同的權力擴張幅度，政治造成的市場震盪將成為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