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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黃帝穎認為金管會一再強調TDR屬於財政部76年第900號公告之核定範圍，但財政部在公布該公告時，實際上並未有TDR之發行，難以想像主管機關當時即預見未來有監管TDR之可能，而將之預為「核定」的意圖。儘管金管會於104年另以函釋「重申」900號公告之核定效果，但同樣難以證明76年主管機關確實有規制TDR的意思，並將104年函釋可以有溯及既往的效果。
黃帝穎解釋具有投資性質之金融商品，被主管機關依照證交法第6條核定為該法所規範之有價證券，就有刑法第171條的適用可能。但何謂有價證券採取有限列舉，再由主管機關予以核定的作法，取決於主管機關法定構成要件之補充，等同是一空白構成要件，那麼顯然牴觸了罪刑法定原則。
黃帝穎認為，101年增訂證券交易法第165條之2後，因為立法缺漏未將TDR明文入法於證券交易法第165條之2內，所以TDR在學說與法律實務見解上仍有很大爭議，故仍應透過修法將TDR明列於證券交易法第165條之2內，以化解是否牴觸罪刑法定原則等重大爭論。
前最高行政法院法官闕銘富則以司法院釋字第522號解釋「授權明確性原則」中闡明「立法機關以委任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以為法律之補充，雖為憲法所許，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至於授權條款之明確程度，則應與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相稱。刑罰法規關係人民生命、自由及財產權益至鉅，自應依循罪刑法定原則，以制定法律之方式規定之。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須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其授權始為明確」。
因此闕銘富認為授權是否明確，不應拘泥於授權條款本身所用的文字，而應就法律整體解釋認定，因此經濟刑法之構成要件，涉及行政機關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時，更必須就形式合憲性，亦即明確性原則做最嚴格之審查，才符合憲法第8條所要求之罪刑法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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