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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開刀、80歲花光數百萬退休金...老先生打工日賺800元卻拒住安養中心:自由比屋簷更重要

圖/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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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2682字

經濟日報 鏡文學授權提供

※ 提醒您:禁止酒駕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編按:白領中產向下流動、老年退休保障不足,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作者從接觸台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開始,在疫情前後透過他們的人生經歷、人際網絡,延伸出老齡貧窮者從生到死所遇到的,被社會福利網所漏接的問題,從日常記錄出這群人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生命軌跡。

作者: 呂苡榕

這天處理完勇伯的事,社工揮揮手先行離開,老張哥放慢腳步踱至車站外的廣場邊上,氣溫隨著時間升高許多,往來的通勤人潮、拖著行李東張西望的旅客在車站前交錯。一夥無家者往老張哥身邊聚了上來,七嘴八舌地閒聊一陣。背著小布包,一頭短髮的朱姨蹙著眉悄悄地靠了過來,大夥瞥見朱姨,逐個安靜下來,老張哥抬頭望了朱姨一眼,問她找到阿健沒?

個頭本就不高的朱姨,一臉愁苦讓她看起來更嬌小。朱姨帶著問事的表情和老張哥聊了起來,原本瞎扯淡的氛圍瞬間轉為凝重沉悶,老張哥周邊那群男性無家者們讀懂空氣裡「談事情」 的符號,識趣地各自散開。

朱姨口中的「阿健」,是最近剛來到車站的新手住戶,阿健剛到北車的時候,老張哥就注意到這人,突出的身高頂著滿頭白髮,喉嚨上有個黑濁的小窟窿。窟窿是阿健早年開刀留下的痕跡,這傷疤讓他聲帶受損,表達困難,只能透過單音節的氣音搭配上手勢與人溝通。

雖已八十歲,阿健依舊會每天買一罐米酒,倒進寶特瓶裡兌水喝,因此常被朱姨和老張哥叨念。老張哥不喜歡有人飲酒,在路上流浪,喝酒是毫無益處的行為,既浪費錢,還影響勞動能力,又容易猝死,搞得身邊的人得報警做筆錄,耗上一整天。但每每被兩人責罵,阿健只是面無表情地望向他方。

阿健年輕時念工程,設計過水上樂園的雲霄飛車。談起過往,阿健會舉起手掌做出飛車爬升俯衝的模樣跟我解釋他的工作內容,喉頭的窟窿跟著發出咻咻的氣音。

雖然退休時領了幾百萬退休金,但六十歲左右生病開了刀,積蓄全花在醫療,還有喝酒、賭博,早已用罄。

他的大兒子已有自己的家庭,過得並不如意,早早就和阿健斷了聯繫。本來阿健和二兒子一起住,四、五年前二兒子因為毒品問題入監服刑,阿健只能一個人租屋,週末去舉牌打工。

上工前雇主會把阿健載到定點,將房地產廣告的牌子綁在路邊電線竿上,阿健就守著廣告牌一整天,一次賺八百元。這工作並不輕鬆,得整日頂著烈日或風雨,但這卻是高齡者少數能進入的勞動,既不需要技術、也幾乎沒有生理上的限制。

不少街頭的無家者,沒有任何福利補助,因此落在社會安全網之外。舉牌這類的零工多少給了他們一點收入。阿健的手頭還算寬裕,他有舉牌工作的收入,再加上身心障礙補助,勉強打平生活支出。但這零工同時也異常脆弱,外界的風吹草動,都能影響這份工作。

二○一九年十二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隔年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三月十一日,福島核災十週年,世界衛生正式將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定調為全球大流行,到了六月,全球總病例數突破五百萬。各國為了防止病毒傳播,紛紛祭出社交距離規範,邊境管制也趨於嚴格,跨國移動幾乎停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稱,全世界可能會面臨自一九三○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新冠肺炎爆發的頭兩年,世界的日常被打亂,舉牌工作漸漸變少,加上阿健年紀大,身體也不好,老闆怕他上工時出意外,不敢再聘他。少了零工收入,阿健沒錢付房租,社工原本安排阿健去安置中心,只是人都走到安置中心門口,但阿健朝裡頭看了一眼,害怕住進去後不能隨心喝酒、外出,搖頭不願待著,社工只能作罷。

做無家者服務多年,社工對阿健的選擇倒是十分理解,「阿健有身心障礙補助,一個月幾千塊,但如果要公費安置,現金補助就會取消,因為福利不能重複領取。」當一個人手中可分配的資產就只有一點點,自由或許比屋簷更重要。「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去質疑別人的選擇,你覺得有得住比較好,但對有些人來說,睡在街頭自在許多,有錢買酒喝、能抽菸,他可能覺得這樣更好。」社工說得委婉。

但自由有價。阿健沒錢付房租,被房東趕出來,無處可去。二○二一年春天,阿健拖著塞滿家當的行李箱,開始住到車站外頭。

朱姨和阿健非親非故,兩人是因小孩而熟識。朱姨也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與阿健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朱姨的兒子念書時曾被欺負,阿健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多年以後兩人的兒子還是好友。

朱姨的兒子現在都各自成家,一個在北部、一個在中部。住中部的兒子,便是阿健次子的同窗,得知好友入獄,父親還流落街頭,便請住在臺北的媽媽幫忙照看阿健。朱姨受兒子所託,在臺北街頭尋人,她先是到萬華尋阿健,「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後來才到臺北車站,一下便找到了。」

兩個孩子不在身邊,如今阿健反而像朱姨第三個孩子似的,朱姨一個禮拜會來臺北車站三、四次,從她新北市的租屋處搭公車悠晃到車站來尋阿健,找不到人時,朱姨會坐在車站大廳和無家者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等著阿健出現。

她還會把阿健的髒衣服帶回去洗乾淨,幫收著阿健的藥包,傍晚時蹭到他身畔提醒阿健服藥。阿健有時騎著那臺幾乎快解體的破機車亂跑,有次出車禍。朱姨大嘆一口氣,一邊跟我埋怨阿健都一把年紀了、身體又不好,還自己騎車到處亂竄,萬一發生意外怎麼辦?

但朱姨還是幫阿健付了修車費,「我威脅他要把證件壓在我這邊,我才要幫他付錢。」朱姨神祕地從隨身小包裡抽出阿健的身分證給我看,接著說扣押證件只是為了讓阿健不會亂跑,才不會讓人找不著。阿健雖然像個叛逆期的孩子,有時一臉漠然地應對朱姨,但在大事上,阿健倒是都聽朱姨的。

也有人狐疑過朱姨是不是圖阿健什麼,不信朱姨只是受兒子之託來照顧故友的老父才這麼盡心。但日子一久,周圍的人發現朱姨的目的的確單純,閒言停歇,臺北車站的無家者們漸漸習慣朱姨和阿健這對組合,有些打零工下班回到車站的無家者,也會邊捧著便當邊坐在朱姨身側和她閒聊,兩人面前如果再擺上一臺電視,那光景簡直就像一般人家的晚餐時刻。

阿健無故消失了幾日。朱姨急得天天在車站周邊徘徊尋人。老張哥後來告訴我,原來阿健窩在速食店裡打發白日的時間,這才讓朱姨找不著。

朱姨會這麼急著尋阿健,是因為阿健準備告自己的兒子,卻又沒錢找律師。朱姨趕著要帶阿健去申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律師,來幫阿健打官司。

本文摘自鏡文學的《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作者:呂苡榕

《鏡週刊》文化組記者。曾任《台灣立報》、《新新聞》、端傳媒和《今周刊》記者,關注社政、環境和勞工等議題。二〇二〇年報導高齡經濟弱勢者的租屋困境議題,開始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降臨後,伴隨而來的老齡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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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文學是一個以台灣為基地、放眼國際的小說、圖文與劇本平台,計畫性地扶植有志從事故事創作的人才,規劃完善的作家經紀制度,以作家全版權開發為目標,讓更多創作者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授權與改編成影視作品、電玩遊戲、漫畫、衍生周邊商品等。同時也自製、合製、投拍多部電影、電視劇集,並加深國際影視產業鏈結,朝向IP開發、授權、運營、製作的產業一條龍目標,不僅是台灣創舉,也提升台灣影視娛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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