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低薪的根源何在？

台灣年輕人低薪，一直被國人所詬病，甚至被認為是「少子化」國安危機的最重要原因。低薪是大部分服務業的普遍現況，除了金融業等少數以外；但服務業卻是台灣多數年輕人必須無奈選擇的行業─能到高科技製造業（如台積電）領取高薪的畢竟是少數。

然而，台灣服務業低薪，其實是最近十年才出現的現象。依主計總處統計，2013年服務業平均月總薪資是46,756元，高出製造業的45,448元有1,308元；但五年後已些微落後製造業240元，到2022年落後程度加劇為3,619元。若只看服務業中就業人數最多的「批發零售業」（約200萬人），2013年就已落後製造業3,199元，到2022年落後程度擴大到8,413元，惡化之態勢相當驚人。

如何解讀服務業落後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會認為，是疫情增加全球對台灣資通訊產品需求，所以製造業薪資快速提高所致。也會有人認為，是台灣服務業受限於市場規模，難以投資自動化創新、生產力成長遲緩，才導致薪資落後。兩種原因都有其道理，但若看到2014年發生「太陽花學運」，導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無法生效，使台灣服務業無法大幅納入對岸為經濟腹地、擴大市場規模，也被認定為第三種原因。

為何如此？我們對照台灣和愛爾蘭兩個島嶼型經濟，兩者都依賴身旁的大型經濟體─台灣要依賴對岸，愛爾蘭則要依賴鄰近的歐盟國家。台灣的製造業出口，只要繳交關稅，基本上可以出口到全球各地，就和愛爾蘭一樣。但服務業呢？愛爾蘭屬於歐盟一員，因歐盟「單一市場」政策，其公民可到其他歐盟成員國自由就業，如同在國內一般，所以整個歐盟都是愛爾蘭服務業的腹地。作為一個島嶼的小型經濟體，許多高薪服務工作必須到其他歐盟成員國才能獲得，導致愛爾蘭到歐盟就業的勞動力占比高達8.8%，遠高於歐盟整體的3.8%─即使愛爾蘭的「人均經濟生產」已顯著高於歐盟整體達到一倍以上。

若我們簡化地將大陸納為台灣的腹地，依愛爾蘭比例推估，台灣也有8.8%勞動力在對岸工作來獲取較高薪資（「服貿」中對岸開放許多高薪的專業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銀行、證券、保險等），那麼2022年應有104萬人在對岸工作，但實際上該年僅有約18萬人，足足少了86萬人；即使以疫情前2019年台灣在對岸工作人數39.5萬人來看，也少了64萬人。

如果有60萬服務業勞工，真的到對岸賺取台灣服務業平均二倍的薪資，簡單估算其結果，就發現可提高整體服務業平均月總薪資7,000元台幣，不僅完全彌補對製造業3,619元的落後，還反而領先3,400元左右。所以，在我們擋下兩岸服貿協議之下，似乎也擋下了服務業提高薪資的機會。

這種推論，雖可能因一些簡化而產生誤差，但大致上可以看出，一個小型經濟體拒絕鄰近的巨大市場之下，就必須付出相當顯著的經濟代價。也許在政治上因維持了更大的自主性而有所獲得，但也必須理解到底付出了多大的經濟代價。若還是願意承擔這種代價，那繼續領受服務業低薪，應該就沒啥好抱怨的。

若不要低薪，卻又不要大陸的服務市場，那就必須找到可替代的市場腹地。和東協或CPTPP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來獲得對方的服務市場開放，是可以擴大市場腹地、部分替代對岸的市場；但在兩岸關係不佳之下，對岸到處杯葛圍堵，台灣根本無力突破現狀。因此，即將上任的賴政府，要解決年輕人低薪，不針對低薪的服務業拿出藥方，卻強調要推動多數年輕人只能望梅止渴的五大「信賴產業」（半導體、人工智慧、軍工、安控、通訊），有可能解決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