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領經典、再創現實！《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反抗剝削全球的資本主義

15年來，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透過交融再現與紀實的手法，讓演出不再只是描繪現世的舞台意象，而成為介入真實的政治手段。這種化譬喻為行動的創作突破藝術的既定框架，讓人重新省思歷史脈絡、社會議題、文化認同、個人觀感之間的糾結。從根特劇院到維也納藝術節，米洛．勞企圖喚醒多元族群的沉默之聲，引爆挑戰主流價值的爭議話題，拓展具有全球視野的討論空間。《安蒂岡妮在亞馬遜》（Antigone in Amazone）結合希臘悲劇與巴西抗爭者的運動，是實踐「感性政治劇場」的最好範例。

發聾振聵的多元之聲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的起源來自米洛．勞與「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下簡稱MST）的相遇。這個組織成立於1984年，反抗推行土地私有化的政客與財團，並透過教育、文化、媒體積極推動平權運動，消弭種族、階級、性別歧視。MST也承繼巴西「民眾劇場」創始者波瓦（Augusto Boal）的衣缽，透過融合敘事和歌隊的mística表演形式，帶領不同世代的社群重溫被壓迫者的集體回憶。MST是拉丁美洲規模最大的左派團體，擁有150萬非正式成員，融合了不同族群。（註1）對米洛．勞而言，匯集百家爭鳴的聲音、反映共存共榮的價值正是突破壟斷資本主義的關鍵。

2020年，米洛．勞率領根特劇團（NTGent）團隊前往巴西北部舉辦工作坊，引領不同年齡、階級的上百位民眾以拍攝和歌隊的方式，重新撰寫《安蒂岡妮》。選擇這齣經典，是因為他認為這個角色經過深思熟慮，勇敢向體制說不，並積極在極致對立的氛圍中尋找共存之道。然而，歐洲已經失去詮釋的正當性，但巴西受壓迫的弱勢族群仍顯現她堅韌不拔的力量。他們抵抗主流社會價值的人生觀充分突顯劇中的人性價值。因此，米洛．勞企圖融合希臘悲劇和他們的故事，推展一種交雜的舞台敘事，建構歐洲與南美、影像與現場、經典和當代的對話。

對米洛．勞來說，這種改編並非一種奠基於比喻的互文關係，而是一種占領。所有參與者必須運用自身經驗占據經典，在原有的劇本架構中導入每個人獨特的想法和體驗，推展適用於當代的實務哲思。對導演來說，經典並非不可憾動的文化遺產，他鼓勵改寫劇本，以重新解讀的方式開創原作嶄新的一面，讓劇場成為一個不同時代、相異族群、個別環境之間相互流通的空間，這種包容的集體性就是一種政治力的展現。

1996年，近萬名MST示威者前往首都抗議，爭取農地合法使用權，由於他們占領公路、阻礙交通，安全部長下令軍警驅離，造成19名民眾罹難、近70人受重傷。對導演來說，這樁慘案成為連結《安蒂岡妮》和MST的關鍵，同室操戈的內戰怎麼挑起人道和律法的衝突，人權運動該如何透過辭嚴義正的陳述撼動威權體系，映照出多元共融的價值？

唯有行動才能遏制危機

原民社運人士凱．薩拉（Kay Sara）是本劇的核心人物。透過她的參與，觀眾更能感受安蒂岡妮無懼無畏的決定，以及國家權利如何為了利益迫害少數族群、生態環境。這位行動實踐者就像「瑞典環保少女」格雷塔（Greta Thunberg），投身集體運動，呼籲人們正視並解決迫在眉睫的災難，但她倆不同的是薩拉拒絕媒體化的形象，堅持在地耕耘的長期抗爭。經過長考，她決定不上台演出，只以影像呈現劇中幾場重要場景。導演選擇由酷兒演員Federico Araujo在舞台上代替她，引述安蒂岡妮的台詞，彷彿暗喻這兩位女性英雄只是缺席的精神領袖，唯有在場見證者付諸實行，現實才能有所改變。

米洛．勞希望演出的力量延續到劇場外。首演之後，他帶領MST成員在歐洲推動「反漂綠運動」（Anti-Greenwashing movement），抵制大型跨國公司利用環保行銷，濫伐亞馬遜雨林土地。他試圖建立一種「微型生態經濟」，鼓勵觀眾支持永續的生產系統。他強調：「解構體系遠遠不能遏止失控的現狀，我們需要創建一個替代方案，一個全新的生產及消費經濟體。」（註2）

註：

1.包括社運人士、農民、原住民、黑人奴隸後裔、女權運動者、LGBTQI+族群等。

2.Milo Rau, "It's not enough to deconstruct the system, you need an alternative", interviewed by Natasha Tripney in The Stage, 11 May 2023.

米洛．勞的劇場與社會實踐

2018年米洛．勞接任根特劇院總監時，發表改革目標，顛覆劇場製作的常態。他堅持不再揣摩世界，而要改變現實，並讓演出成為真實的體驗。他強調創作的透明化，讓公眾可以接觸調研、選角、排練的過程。他一反歐陸劇場直接搬演經典的風潮，認為創作要改編其他作品，只能占演出的20％。種種創作戒律已經讓人覺得驚訝，這位前衛導演更主張著作平權，及走出劇院進行排練，甚至是深入毫無文化基礎設施的戰地或衝突區域。《根特宣言》（Ghent Manifesto）突顯米洛．勞企圖顛覆劇場的定義，使它不再是附庸風雅的活動，並同時透過解構及介入，展現出它不容小覷的政治力。

為了質疑西方文明對他國的影響及探索歐州文化產業的效能，他將劇場創作擴延至全球爭議的前線。《奧瑞斯在摩蘇爾》（Orestes in Mosul，2018）帶領被伊斯蘭國迫害的民眾排演希臘悲劇，以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泯滅仇恨、攜手重建家園。（註1）《新福音書》（The New Gospel，2020）則深入義大利南部，透過偽紀錄片形式結合耶穌受難的故事和難民受剝削的處境。《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則是這一系列《上古神話三部曲》（Trilogy of Ancient Myths）的最終章。

米洛．勞認為三部曲是西方文明的敘事根基，他企圖以這種形式讓人體會到現世的矛盾、存在的癥結，進而推動具有批判力的集體運動。對他來說，面對愈趨分裂的當代社會，唯有劇場才能團結眾人力量，創建解決氣候、政治、經濟危機的繁複烏托邦：「唯有透過神話，才能重新找回複雜的普世性。若資本主義已成為全球化的唯一現實，公民社會的諸多真實能否存在？」（註2）

註：

1.王世偉：〈尋找貫穿古今的悲劇性——凡．霍夫和米洛．勞從希臘悲劇省視當代恐怖主義〉，《PAR表演藝術》第332期（2019年10月），頁136-139。

2.Milo Rau, « Il n'y a pas de difference entre mythes et realite » in 24 heures, propos recueillis par Boris Senff, 8 janvie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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