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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我和朋友們在日本興建了「台灣自己館」後,這個位於宇野港的文化基地,已經成了瀨戶內海旅人的熱門打卡景點。
今年是三年一次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節」,許多歐美朋友也因為這個基地認識了台灣,但這些朋友也都好奇的問:「台灣在那裡?台灣人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有人說,台灣人是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加上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再加上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這句話看似玩笑,卻道出了台灣人身分的層層摺疊。
過去400年,台灣人像是一幅拼貼畫,歷經多次殖民與轉型,每一道筆觸都來自不同文明的交匯:中國的語言文化、日本的現代化制度、美國的自由民主,還有原住民那從未被歷史課本完整書寫的深邃神秘。
從原住民族開始,這座島嶼就早已存在於南島語系的航海記憶之中。17世紀,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在台灣南北各據一方,留下了第一批全球資本貿易的節點與殖民印記;而後,鄭成功、清帝國、日本天皇與中華民國,這幾段政權更迭,都未曾讓台灣真正主導自己的命運,卻又都塑造了我們今日之所以成為「台灣人」的多重身影。
台灣的文化是雜揉的,甚至有些凌亂。一邊是夜市裡的大腸包小腸,一邊是Netflix上的韓劇語言;一邊是對日本的懷念與迷戀,一邊是對中國的既近且遠;一邊是向美國靠攏的科技與價值體系,一邊是依然未被聯合國接納的孤立島國身分。
或許也正因如此,我們的混血,不是侷限,而是潛能;不是模糊,而是容器。台灣人正在學會一種新型態的自我定義:不是仰賴血統與疆域,而是仰賴價值與選擇。我們選擇民主,即便有爭吵;我們選擇自由,即便有風險;我們選擇多元,即便社會尚未成熟。這些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成為台灣人」的修煉過程。
1920年代日治時期,蔣渭水就說:「台灣人樂為世界人」,他不只是民族主義者,更是一位文化的世界主義者。他倡導民主、平等、科學、文藝復興式的本土覺醒,並不將台灣人局限於某種傳統的血緣或疆域,而是期待台灣人能夠走出「番地」的定位,走向世界主流文化。
除了蔣渭水,還有林茂生,他是台灣第一位在美國受大學教育的博士,提倡自由主義教育,主張文化交融與世界對話;還有李登輝,強調「主體性」與「地球共同體」的思維;甚至胡適與殷海光,也在不同時代呼籲思想的自由與全球視野的建立。
未來的台灣人,若要成為世界人,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護照上的免簽國數量,而是一種來自台灣的文化貢獻力與價值創造力。
我們可以是文化的創作者,將混血轉譯為原創,打造台灣風格的電影、設計、音樂、詩句。我們可以是民主的維修者,在全球民主倒退潮中,證明自由與秩序可以共存。我們可以是科技與倫理的對話者,在AI與綠色科技浪潮中,提出人文島嶼的實驗提案。
我們可以是東亞翻譯者與和平推動者,在中日美之間,不只是倖存者,而是橋梁與節點。我們可以是元宇宙時代的島民先鋒,發展數位文化、開源精神與全球公民參與的實驗地。
台灣人可以成為一種行動中的身分,一種能夠跨越疆界、語言與歷史創傷的文化姿態,一種具有溫度的世界公民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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